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南来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即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用料颜、尺寸、轴头等有一定的格式，经带（俗称绶带）的宽窄也是按物品的尺寸大小而定的；碑帖每开横多少行、竖多少行都有规定。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云:“是日仅阅秋收冬藏，内画皆以驾鹊续牙轴为饰，有御题者则加以金花绫，每书表里皆有尚书省关防。”这是宋恭帝德祐元年周密亲眼见到的情况。可惜在现存的书画作品中，像这样有代表性的例子，已经找不出来了。所见只有传为唐王维画《济南伏生图》一件剩下的前隔水，隔水用花绫，其它则荡然无存了。

　　前两个例子说明装潢对于书画的鉴定能起到辅助作用，原因是作品因时代早晚不同，装潢所用的锦、绫、绢、纸均不同，锦、绫的花纹、图案、颜和装潢格式也不同。这些就是用装潢作为辅的依据，所以它能起到辅的作用。后一个例子说明装潢不但起不到辅助作用，有时还起了反作用。什么情况下能起辅助作用，什么条件下不能起辅助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死守一个模式，要灵活掌握，灵活运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就是我们鉴别书画的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