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书画家采用的纸或绢，与他们的写画惯、表现技巧等方面有连带关系，不同的纸、绢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或绘画，能取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书画家常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纸、绢。一般说来，设工笔画用绢的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的较多。唐五代以前的绘画，就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几乎是绢本的。宋代以后由于开创和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纸本就逐渐多起来了。元代高克恭、郭畀、方从义等人的作品，其题材多为水墨云山，用纸本表现效果，所以他们多用纸本作画，而李衎双勾填竹用绢本能取得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故用绢本。明代的院体画家，山水仿宋代马远、夏圭花鸟画勾勒设，为了和他们的绘画题材与绘画风格相适应，大都采用了绢本。从整个书法和绘画史来看，用纸多于用绢、用绫，绘画在元代以前大绢，少数用熟纸和半生熟纸。以后渐渐用纸多于用绢。原因如以上所述。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南宋的纸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纸的高度也更大了，如法常《水墨写生》卷，纸的高度已达47厘米，纸面光洁，帘纹也看不出来。宋代还有一种藏经纸，比较坚固耐久。这种藏经纸的的颜有三种:旧米黄、白和皮花样。有很多人喜爱用这种纸，直到明清时期，也仍然还有人爱用这种纸来写字画画，或者用作手卷的引首纸，因此它就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于是就产生了有些人仿造这种藏经纸。仿造的假藏经纸质比较松，颜也很不自然，一比较就能看得出来。

　　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