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的古书画作品中，真正是原来旧装潢的很少。从唐宋以来的文献记载和传世的作品中，明代以前的手卷都没有引首，更不会有写引首的，自明代开始才有了引首这种形式。画史上为的宣和装，我们现在还能在故宫博物院见到几件，但都是不完整的，有的是前边残缺无头绫，有的是后边残缺尾纸，比较完整的是北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本幅前后用黄绢隔水，前端用湖天头绫，尾纸为高丽笺纸，共用玺七方。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也是宣和装，本幅前后用黄绢隔水，天头绫已缺，共用玺七方。我们所看到的宣和装的格式大致如此。有此假的唐宋画被做成了假的宣和装，那些假的宣和印章，往往钤盖得漫无规律。这种假宣和装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宋代宣和时期还有二种的装潢形式:旋风装和推逢式。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第二种，以纸蒙在原件上，运用浓淡墨依样摹写。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以上之法，因为勾摹时映于向明处（古代没有透明线），所以都可称之为"响拓"。所见唐、宋摹仿晋帖，以及宋以来摹晋、唐画等，大上述三种方法。五代两宋画法逐渐复杂，如出现皴染兼施的山水画等，根本无法勾摹，因此三法渐废，而大都以临写来代替了。但临写时也有先取透明纸，依形象（多半是绘画）轮廓，用浓墨约略勾出部位，取下后，再将纸绢盖在浓墨勾的稿本上，然后看原作临写，这种作法可说是半摹半临（基本上算是临本）。

　　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