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明代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二〕幅于格式和装潢形式幅子主要有横、直、方、圆等形式，具体名称有的与装潢的形制有关，如现在通称横幅为“卷”，挂轴为“轴”，对折页联成一套为“册”等。也有的因其用途得名，如屏、纨扇、折扇；还有的是以内容得名，如对联等。因此幅子的格式既与装潢的形制有一些关系，但仍各有独立性，下面分两个问题来谈。1．幅子的格式（1）卷和横披  中国古代的一切图籍，原本都是可以卷舒的，如前汉天文图、家图等实用图画，都是织物为底子而可以卷舒的卷子，便于用来阅读。即使竹简、木简，也是横穿纬带连成卷册，舒展开来观看的。以后书法、绘画作品的装卷，即是竹简、木简书卷形制的演绎。秦汉的“经卷”、“卷子本”，有用绢、帛、布艺、粗麻纸等上浆装背之说，这是装卷的开始。所谓“卷”是指裱成横长的式样，置于案头或桌上可以边卷边看的，亦称“横看”或“行看子”。在未裱时横长的画心亦可以叫“卷”，如唐高闲《草书千字文》就长达331．3厘米，所以称为“长卷”，而短、狭、方、圆等小幅，就不能这样称呼它。也可以由许多小幅联缀起来合裱成一卷的，如传世的晋人名帖王羲之《十七帖》（因卷首有“十七日”三字，故名之）、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珣《伯远帖》，原先都是小幅笺纸，但因联合裱成手卷，成横看，也就以“卷”称之。

　　战国、秦、汉就有篆或隶书的石刻，有的一直传存到今天，可是那些时代的墨迹却少流传下来。西晋、南北朝之间虽有少数的墨迹（包括唐摹本）传世，但大多是草书、行书，与碑、志上刻的篆、隶和介于隶、正之间的所谓南北朝碑志体无法比对。古代字体往往因在不同的地方应用而有所变化，如秦书八体其中“刻符”、“摹印”“书”等就是在符、印章和器上的。以上字体，今天我们见到墨迹了。隋唐还有少数正书墨迹留存，如释法（智永）的正、草二体《千字文》，我们看到有一些隋代的墓志铭，就能理解智永《千字文》的时代风格和唐人不同。以颜真卿《李元靖碑》来比《竹山堂连句》墨迹，其字体接近。《竹》帖虽然还有争论，也可能是古临写本，但至少是个有来历的本子，不同于凭空臆造的伪作。宋元墨迹存世较多，可以不用碑志来比较，但也不是对没有用处，因为也可能碰到一些人的墨迹是孤本，而正好碑本上有他的书字，那时石刻文字就起了很大的旁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