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代名人画家众多，但是值得收藏的画家也不算多，值得收藏的画家是有标准的，古代的名人字画要和近现代的名家字画价值高很多，因为他们的技法生活阅历都会使画家的字画更有时代韵味特点，所以收藏价值颇高。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

　　上海地区的装潢艺术，为历史上的后起之秀，裱工来自各地，故兼擅“宣和装”、“吴装”、“京装”之长，其他尚有“湖南装”，用湘绣代锦，艳丽。“广东装”用三纸绢装裱，彩华丽，装裱岭南派的国画为合式。历史上涉及书画装裱的学术著作，首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宋代术芾的《画史》、《书史》。其论及装裱的章节，均立意清新，说理透辟。明清两代，始有论述装裱的专著，即周嘉胄的《装潢志》、清同二学的《赏延素心录》，皆文简意赅，立论精到，提纲挚要，不失全面，对于后学者影响大。此外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第二十三卷，即“论书画褾轴”，对唐宋装裱特征，作了概括介绍。明人杨慎在《墨池琐录》及（瑾户录）中，介绍了古时装裱各个部位的名称，很值得参考。

　　鉴定书画的辅助资料鉴别古书画，除了书画本件，还要找一些有关的材料作辅，这就是:碑帖刻拓本，照相影印本，可以补充原件，“弥补”材料的不足；尤其是古书画著录等文献，对考订有关问题很有用处。前者是代替品，后者则是我们提高自己识别力的重要资料。（一）碑志刻拓本碑之名始见于周。《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也”，是竖在地上的石头。古时候的碑有三种，其功用也各不相同。一、宫中之碑，是用以观测日影，辨别方向，识别时间的。《仪礼?聘礼》郑注:“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景（影）引也。”二、祠庙之碑，是祭把时用以拴牲口的。机记?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孔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于中庭碑也。”很清楚地说明了祠庙之碑的用途。三、家墓之碑，立于幕穴之旁，中间有孔，孔中穿绳，作为下棺入穴之用。《释名?释曲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初的碑都是没有文字的。后人触景生情，因情生义，情不自禁地在碑上书刻文字用以记事、记功，遂成为今日的碑。后人把石上或砖上刻的文字，用墨拓下，并装潢起来变为书法艺术欣赏品，也可以作为文献史料，于是拓本也就成鉴定墨迹的辅助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