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

　　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清康熙玄烨南巡到镇江金山时，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到处题诗写对联，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在皇帝们的倡导下，对联自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清官海瑞手书联，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从袁宏道“骑马看年对”的诗句，便可看出一斑。明代以后，撰写对联的名家不少，像明代的解缙，清代的纪昀、翁方纲、阮元、袁枚、郑板桥、俞樾等，近代则有谭嗣同、王壬秋、林琴南、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等，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如同诗话、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了。清梁章钜写的《楹联丛话》便是其中有影响的一种。字画买卖还有一种交易营销渠道便是线下的交易，这也是一种我们比较普遍的形式。就好比如说，学生购买老师的著作、学生购买培训机构其他学生的著作。或是从很多私人的展览中购得所喜爱的字画著作，这些统统都属于线下交易。这种交易方式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与自由，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由于书画装潢这门艺术，为古今朝野文人所崇尚，“宣和装”、“绍兴装”、“吴装”为世所重，自南宋以来遂传入民间，在明清五年间，装潢艺术成为设店裱画的专门行业，在苏州、扬州、北京、杭州、长沙、广州、开封有了更多的裱面店。人民欣赏的裱件成品，一般都是线条简练，镶料坚固朴素，致使一切简易裱式，广为应用。民间惯于建筑物需要长年张挂的“字对”、“中堂画”、左书有画的“屏条”等形式，就是从明朝开始大量装裱的。清代盛行的绫裱粉笺对联，锦裱“寿屏”、“喜轴”，布背黄绢装裱水陆道场佛像，均朴素简单，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应用而起的各地民间装裱工艺，就业务性质不同，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专裱红白立轴的对联，供婚丧喜庆之用，称为“红帮”；另一种是专裱民间简朴裱式的普通的书画，称为“行帮”；第三种是够得上称为装裱艺术的，专为书画名家和收藏家装裱珍贵新；旧书画的，称为“仿古装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