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书画家采用的纸或绢，与他们的写画惯、表现技巧等方面有连带关系，不同的纸、绢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或绘画，能取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书画家常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纸、绢。一般说来，设工笔画用绢的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的较多。唐五代以前的绘画，就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几乎是绢本的。宋代以后由于开创和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纸本就逐渐多起来了。元代高克恭、郭畀、方从义等人的作品，其题材多为水墨云山，用纸本表现效果，所以他们多用纸本作画，而李衎双勾填竹用绢本能取得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故用绢本。明代的院体画家，山水仿宋代马远、夏圭花鸟画勾勒设，为了和他们的绘画题材与绘画风格相适应，大都采用了绢本。从整个书法和绘画史来看，用纸多于用绢、用绫，绘画在元代以前大绢，少数用熟纸和半生熟纸。以后渐渐用纸多于用绢。原因如以上所述。字画艺术品是当下很多富裕家庭的选择，或者当做书香世家，诗书门第的文脉传承，或者是当做一种个人地位品味的体现。其实不止富裕家庭，现在字画艺术品已经越来越多的融入普通大众的家中，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须要求之后，人们开始转而追求精神层次的更高享受，

　　找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名款，加盖印记，叫做"代笔"。书法代笔当然边名款都是代者一手所写，只是印记是自用的；绘画则有的款字出于亲笔，有的也可以另找一人代写，也只有印记是自用的。代笔书画虽然是经本人授意而成，和私作伪本不同，但从实质上讲，总是出于另一人之手而用着本人的题、印，仍属于作伪的行径，这仅仅是出发点有些不同而已。三、纸、绢、绫传统的中国书画一般是写在纸绢上的，有很多人称中国画为纸绢画。所以认识纸绢的时代特点，对于鉴定中国书画具有相当的重要作用。字画艺术品收藏、装饰以及送礼业已成当下时尚与流行的趋势。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