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伯，人们眼前多会浮现出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演绎的形象: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浪漫非凡，"江南风流才子"、"三笑点秋香"、"家有九美"等等。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却是一生坎坷，并非《三笑》中塑造的那种喜剧角。一.出身寒门考中解元唐伯（1470—1523），名寅，字伯，后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文学家。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唐伯生于苏州，其父唐广德是普通的苏州市民，在苏州皋桥开设酒肆做小生意，其母丘氏也是当地的小家碧玉。因他出生那年是庚寅年，故取名唐寅，因在家中排行老大，故又称唐伯。

　　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明代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

　　宋代加工的特种纸，种类繁多。号称颜真卿书《刘中使帖》则用碧笺。从北宋初开始，有白“花笺”出现在书膜上。李建中《同年帖》，纸有中等帘纹，本幅后面有一条“花笺”，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早的“花笺”纸。北宋中期沈辽书的《秋沙帖》，整幅为白砑落花流水纹，很是美观。厚粉花笺见于薛绍彭书《元章召饭帖》，又赵佶画《池塘秋晚图》卷则有粉而无花。描金云龙笺，见于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精细之，应是特制品，此为所见年代早的描花筹。北宋王安石《楞严经》卷，纸很粗糙，厚薄也不匀，纸内含有很多疙瘩，用这种纸来写字，还是不经见的。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卷，纸面十分细润光滑，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帘纹。这些纸，除了我们说出了确切名称以外，其余的到底叫什么名称，还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精品大多数现存国内的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里也有不少作品，国内民间也有一些。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