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惯。

　　所见古的册页，有南来张即之书《度人经》、《华严经》折装册二种，无边框。后者犹存古漆皮前板一块，有横裂纹，很古，可能是原配。金明昌内府装卷前后隔水亦用花绫，贉尾纸亦日高丽纸笺，所见有五代赵干《江行初雪图》卷，比较为，但锦褾也未必是原物。元代宫廷也收藏了一些书画，选择较好的派专人装裱。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写道:“大德四年藏于秘书监之画。选其佳者驰往杭州，命裱工王芝以古玉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这也是一种装潢格式，在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估计会有的，但究竟哪些作品是这时装的，现在已说不大清楚了。山水画是中国从古至今广为流传的装饰画之一，深受消费者喜爱，不过摆放方法颇有讲究，适宜摆放于空间左手边，根据山水装饰画的特点，山势平圆的可挂在会议桌后面作为靠山，增加贵人运。

　　要选择合适的位置。

　　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的，也有染成各种颜的，二者皆为素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装饰画就是要吸引他人的眼球，所以应该挂在宽阔的主墙面、茶几、沙发、办公桌等处。房间的角落和阴暗处不宜挂装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