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苏州有关文史专家介绍，唐伯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史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当时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常去唐家的酒肆喝酒，见唐伯禀赋和才学过人，决定让唐寅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唐伯16岁时秀才得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唐伯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被并称为“吴中四才子”，也称“江南四才子”。唐伯19岁时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唐伯25岁那年家中遭遇不幸变故，父、母、妻、妹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悲痛之余，唐伯更加努力读书治学。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伯29岁时参加应天府（现南京）乡试，中解元（名），一时声誉鹊起，名震江南，“冒东南文士”，春风得意。

　　四、书画的装潢书画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比较间接一些，但它对于书画鉴定，有时却有着密切的关联，起到一定的辅作用。（－）装潢艺术发展史概要明代方以智《通雅》说:“潢”犹“池”也，外加绿则内为地，装成卷册谓之“装潢”，亦称“装池”。故被画有“装潢”、“装池”之称。至于前代的书画杰作，古迹重装，又须褫（音齿，剥去，革除之意）去旧画仿古重装，称为“装褫”，亦叫“仿古装池”。装潢艺术起源早。史称:“秦汉时期的“经卷”、“屏风”都经过“裱背”。《后汉书》记桓帝时有“列女屏风”，《三国志》记东吴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书画屏风要能陈列，必经裱背，但当时多作粗麻纸、布、帛等粗料复背加固。敦煌鸣沙山千佛崖石窟中藏佛教仪式所用遗物——古画“囗(巾穴登)幡”，背托以布，边上有挂带，形同挂轴，从实物方面明了布料复背的实况。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及:“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据说:“南朝宋明帝时人虞和论述装裱，于制糊、防腐、用纸、除污、修补、染潢于理甚畅。”这说明装潢技艺远在一千五百年前，艺术家已能充分发挥个人才智，颇具见解。到了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战乱结束，社会渐趋安定繁荣，织造技术达到高度水平，绫绢锦帛、麻纸、皮料纸、各加工纸都已具备，因此装潢艺术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全面提高，史称“杨帝内府所藏书画，装潢为华丽”。到唐代经李世民大力提倡书法，开元之际，又重视书画。据宋代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序:“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而别之”。宋周密《齐东野语》形容为:“四库装轴之法，为瑰致”。《唐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满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九人，专职整理内府书画”，且已开始用“缂丝”作“包首”。据《名画猎精录》记述:“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列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式”。另据《厉鹗文集》卷八:“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丹仙辈，皆良工好手。”可见，盛唐时期的装潢不仅具备了宫廷形式，且装潢名家辈出。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顾长康所画《清夜游西园图》流传至唐，河南诸公（遂良）亲为装背，郭犹见及公题记，此足见唐代装满已为士大夫所接受。其时，日本国奈良朝使臣来我国学装潢艺术，唐太宗亲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明日本今天的装潢技术，当源自我国唐法。宋代，据来高宗《翰墨志》记:“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书法名迹，皆归秘府，先帝又加采访……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膺，纸书绢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褫，白玉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北宋有“文思院”，设六种待语，装背为其中之一，列装裱家入官职。宋徽宗赵佶，建立画院，集书画家于内府，装裱设提举官，颁布装潢格式。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其装嫖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当时宫廷装裱按书画朝代、等级，规定用各种不同绫绵、纸、轴头、木杆，定有裱式，如“出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刻丝作楼台锦褾，青绿簟纹锦里，大姜牙云鸾白续引首，高丽谭，出等白玉碾龙售顶轴，檀香木杆，钿匣盛。……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用皂鸾绫，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夹背蜀贉，玉轴或玛瑙轴。”绍兴御府不仅对装裱用料按等级规定，而且对各类装按尺寸有所定式，在技法上还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根字精神”；为了装褫旧画不致损伤人物精神和花木浓艳不得重洗；为了保存用品原有面目，不得裁剪过多，若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措。诸如此类的经验总结，至今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精品大多数现存国内的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里也有不少作品，国内民间也有一些。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