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对子，于书法，到了清代才有少数的画对出现。清康熙时王时敏、朱彝尊书联还能见到。偶见明末董其昌、倪云璐等书联，大都是从大字轴中挖出改成的。楹联或门联须年年更新，所以传世的就不多了。2．历代的装潢形制书画装裱作为一门“装潢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依靠连续积累的审美经验所形成的，独具民族艺术传统的特。书画作成，折皱不平；未经托裱，不能坚挺。现代画家钱松喦《砚边点滴》说:“国画经过装裱，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如果放置不裱，日久必致发生黄斑点以至蠧蚀霉污，潮湿成饼，无法挽救。故书画之欲保护永久，即时付裱，至少是背面托纸，然后收藏。因此装裱不仅是增强艺术效果，延长保存、观赏的时间，而且也是保存书画，世代相传的一种手段。这里只从宋以来实物中看到的几种重要的装潢形制作一简述。

　　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惯。

　　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清康熙玄烨南巡到镇江金山时，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到处题诗写对联，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在皇帝们的倡导下，对联自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清官海瑞手书联，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从袁宏道“骑马看年对”的诗句，便可看出一斑。明代以后，撰写对联的名家不少，像明代的解缙，清代的纪昀、翁方纲、阮元、袁枚、郑板桥、俞樾等，近代则有谭嗣同、王壬秋、林琴南、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等，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如同诗话、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了。清梁章钜写的《楹联丛话》便是其中有影响的一种。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精品大多数现存国内的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里也有不少作品，国内民间也有一些。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