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一时。其中浙江剡溪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晋代用丝线或马尾制成的罗底为纸模，其纸面是织纹而无帘纹，以后改用竹帘纸模，才见到了帘纹。其中又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横竖交织着，竹条纹可分粗、中等、细、特细四级，大抵晋唐以前较粗，宋代较细。纸张虫蠧以及染的“潢治”法，在晋时已经发明并得到了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演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晋时书画用纸，从传世的陆机《平复帖》卷来看，系麻纸，张幅较小，高度只有23厘米，与出土晋代简牍的高度相同。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沿用西晋慰帝年号）三十六年（384）文书残纸也是麻纸。敦煌洞窟中发现的北朝写经尽为麻制的纸。其特点是纤维较粗，原料中的纤维未打碎，成一束一束的形状，人们称为纤维束。同时麻料中有时发现一些红小块，是由木质氧化而成的，后人称之为木素。晋时麻纸的纤维束成圆形，无光无毛，有时还能见到木素。

　　帖是石刻中的一类。虽然帖有木刻，但毕竟是少数。碑是坚石，帖为横石，每块高尺许，宽二至三尺。其内容多为帝王、名臣与文人所书诗词、歌赋、书札等。刻成后置于室内或镶于壁中，以墨拓之，装裱成册，供人们欣赏与临摹。故何时刻帖，即有何时拓本，刻的目的就是为了拓。刻帖，前人认为自南唐始，如所谓《升元帖》、《保大帖》，然仅见著录，末存原石与原拓。后来经过许多学者考，认为当在南宋后期，应以来《淳化阁帖》开其端。

　　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精品大多数现存国内的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里也有不少作品，国内民间也有一些。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