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代名人画家众多，但是值得收藏的画家也不算多，值得收藏的画家是有标准的，古代的名人字画要和近现代的名家字画价值高很多，因为他们的技法生活阅历都会使画家的字画更有时代韵味特点，所以收藏价值颇高。

　　嘉庆至光绪间，有的书画家采用洋纸作画。吴大微绘画的作品上用的就是日本纸。道光咸丰年间还有一种虚白斋纸，各种颜的都有，洒上了细密的小金片，有些小金片现在已经变黑了，纸角上有“虚白斋制”印章。但清人一般写毛笔字大多用竹制的楷书纸。这类纸有元书纸、毛边纸、玉扣纸、连史纸、时则纸等。元书纸和时则纸，纤维较粗，吸水性强，适用于写大楷。毛边纸细而薄，适用于写小楷。玉扣纸是写楷书好的纸，纸纹细腻，厚薄均匀，白稍黄，经久不变，也不易腐烂。还有一种毛头纸，纸白而薄，吸水性和抗拉度都较强。因为它是糊窗户用的，有人叫它窗户纸、冬窗纸或东昌纸，它也适用于写小楷。高丽纸是较高级的糊窗户纸，也可以印刷书籍或写小楷、大楷。白报纸、道林纸、新闻纸、有光纸等机制纸，表面光滑，吸水性差，写木出笔锋来，不适宜写毛笔字。

　　纯粹的对临，不可避免会稍离原作的形貌。它的方法是把原作放在案子前面，边看边临，这种方法是对付一些草书和比较写意的画面进行的。因为勾稿映看而摹易受拘束，草书和写意画一受拘束就显出死板的样子来，对临正可以避免这个毛病。但事情往往是有利也有弊，对临固然比勾摹要灵活，可是又容易失掉形似，甚或露出临写者自己的面目来。例如"三希"之一王献之《中秋帖》，就是北宋米芾的临写本。米氏是纵逸不守法的，因此这临本（有近于仿）也大露本相，试拿《宝晋斋法帖》中王献之原作石刻本辅以米芾自书来对比，就能真相大白了。

　　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