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晚年精神空虚，“皈心佛乘，自号六如”。明嘉靖二年（1523年），唐伯去世，享年54岁。唐伯身后很萧条，他死后归葬于横塘的宗族墓地，还是靠了好友祝枝山的相助。唐伯为世人留下了大批书画诗文，与唐伯有关的地名，在今天苏州地图上还能找到不少，如桃花坞大街、桃花坞桥弄、唐寅坟巷等。四.“风流”多为杜撰关于唐伯“江南风流才子”之名的由来，有人认为，唐伯出于对自己才华的狂傲自负，确实刻了一枚“江南风流才子”的印章，但也有学者考认为，唐伯从未自刻过“江南风流才子”的图章，存世之印系别人伪造。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唐伯“江南才子”是名副其实的，他的诗、书、画被称为三，艺术造诣，唐伯才气横溢是真的，他称得起“江南才子”。若说“风流”二字，也只是说唐伯文风飘逸，为人洒脱，落拓不拘，举止有放浪之行，仅此而已，实际情况并不是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等“风流”。字画艺术品是当下很多富裕家庭的选择，或者当做书香世家，诗书门第的文脉传承，或者是当做一种个人地位品味的体现。其实不止富裕家庭，现在字画艺术品已经越来越多的融入普通大众的家中，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须要求之后，人们开始转而追求精神层次的更高享受，

　　我们在工作中还常常遇到有些名头不大的书画家的手卷、立轴或册页，是明代装裱的，以后又重装，还是当时的裱工。明代一部分册页往往在本幅四周嵌有青细栏道，到清代装册就废除不用了。清代宫廷院画的装裱，有其的风格面貌。康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副隔水多为牙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的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没有诗堂，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图案多为飞鹤，不但织得紧密而且花纹清晰，质量较好。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曲是定制，与非宫廷装有显著的不同。绦子是黄的丝编织的，扎带的用料为黄的板绫，轴头用檀、红木制成。手卷的套边颜较深，打开卷子后看起来显得较宽，手卷带的花纹多为海水江牙。嘉庆以后，宫廷装的质量比较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有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立轴的绦子、扎带和手卷带都不如前期紧密，质量较差。所用的裱绫也织得比较稀松，图案也比较模糊了，除了飞鹤之外，还出现了凤的花纹图案。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们拿出书面作品时，仅从外表上，就能看出它是不是清代宫廷装，是早期的还是晚期。字画艺术品收藏、装饰以及送礼业已成当下时尚与流行的趋势。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