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绘画画法秀润，意境清幽，构图严谨，笔法细腻，设色明快。画面上描绘的是高木浓荫，掩映草堂，群山环抱，清波蜒曲，帆樯林立，榭阁屋宇错落。近处草堂敞轩，二高士案前对坐，正在高谈阔论；远山以石青晕染，近山则石青加赭石微抹，树干纯以赭石钩染，枝叶以石绿加石青点染，背光处加渴墨，显得更加郁郁葱葱。

　　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们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日益突出，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信息，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用笔细腻严谨，山石仅用渴笔微抹，以点苔显出明暗，经营位置，得写生之助化出清幽境界。

　　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的，也有染成各种颜的，二者皆为素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一时。其中浙江剡溪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晋代用丝线或马尾制成的罗底为纸模，其纸面是织纹而无帘纹，以后改用竹帘纸模，才见到了帘纹。其中又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横竖交织着，竹条纹可分粗、中等、细、特细四级，大抵晋唐以前较粗，宋代较细。纸张虫蠧以及染的“潢治”法，在晋时已经发明并得到了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演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晋时书画用纸，从传世的陆机《平复帖》卷来看，系麻纸，张幅较小，高度只有23厘米，与出土晋代简牍的高度相同。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沿用西晋慰帝年号）三十六年（384）文书残纸也是麻纸。敦煌洞窟中发现的北朝写经尽为麻制的纸。其特点是纤维较粗，原料中的纤维未打碎，成一束一束的形状，人们称为纤维束。同时麻料中有时发现一些红小块，是由木质氧化而成的，后人称之为木素。晋时麻纸的纤维束成圆形，无光无毛，有时还能见到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