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书画的第一步是要懂得鉴赏书画；鉴赏一词包括鉴定和欣赏两个意思。

　　另外，还须从题款、图章、纸等方面进行鉴别。例如，题款分上、下款，上款若题“大人”“先生”的属清代。而图章多在名字的下方，从风格可鉴别时代。若是复制的就比较模糊，刀法粗糙，无神韵。书画用纸在唐代多是麻料纸（含麻的纤维），宋则用皮料纸（纤维很细）。唐伯的作品价格有高有低，但是他的画目前卖得贵的就是《庐山观瀑图》，这幅画之前拍卖出了36亿的价位，也是其间唐伯作品中，拍出的高价。除了庐山观瀑图之外，唐伯的山静日长图，月泉图，雨中竹等作品，都有被拍卖过。但是这几幅画的价位，并没有庐山观瀑图高。我们从鉴定谈起。 学习鉴定，首先要丰富知识。我们不论喜欢古代书画还是喜欢现、当代书画，都离不开相应的知识。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产生的书画作品不计其数。

　　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明代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我们不妨先读些美术史，这些知识是必备的，因为鉴定真伪与欣赏优劣都需要这方面的修养。 进入收藏界，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常心”。

　　不论在什么时代，在一些大城市或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书画的装裱技术都比较高，而在小城市、小城镇或边远地区，装潢技术和格式就不够成熟，用料也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它们的时代气息还是一致的。如清中叶以前裱工的一般情况是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这一时代气息无论是在大城市或边远地区是不变的。同时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只要我们在实践中注意观察，分析和研究，就能够比较熟练地把握它，几种有特点的装潢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