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的，也有染成各种颜的，二者皆为素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文物》1972年第五期，《发掘明朱檀墓纪实》中报道山东鲁王朱檀墓出土了三件古书画卷，皆有出轴。鲁王于洪武间下葬，因此这种装潢不能晚于明初，可见明以前的装卷也有出轴的，其后尽为平轴了。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在元代的基础有了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镶宽边的；册页有的用纸挖裱或镶裱，也有的做成向上开的推逢装或向右开的蝴蝶装等各种形式；立轴也有宽、窄进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诗堂上有的写了字，有的没有写字。所谓“诗堂”是在画心上端，加一方或上下都加的空白纸，留供他人题诗之用。那种窄边的就是仿宣和装，如明代缪辅《鱼藻图》轴，现在虽经修整过，但依然保存了它的原装格式。而明代朱端《烟江晚眺图》轴就采用了宽边的形式，它用米黄宽边绫圈，深蓝花绫天地，是明代典型的装裱法之一。

　　对联用于祝寿和挽联，宋代亦有记载。如孙奕《示儿篇》提到:“黄耕瘦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为作寿联:‘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石林燕语》提到:“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作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瞻挽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人熙宁四辅中。”’将对联题于书斋或寺庙等处，也见于宋代的记载，像真德秀为浦城粤山学易斋题联:“坐着吴粤两山，默契羲文千古心。”苏东坡为广州真武庙题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手段，龟蛇云乎哉。”文学作品中的对子，早也出现在宋代的话本中。如《京本通俗小说》里《碾玉观音》，写崔宁吃了酒，正是:“三杯莲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又如《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中，也了不少对子。宋代还有“灯联”的记载，《楹联三话》引《隐居通议》说:“贾似道镇淮扬日，上元张灯，客有摘古句作灯联者日:‘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众称其切。”此外如集联，就是摘取诗、词、文中的句子凑成对子也起源于宋代，大文家王安石就颇擅长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