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直到现在，书画的一般装潢形式是，书画轴两绘绢圈（或绫圈）绫天地，或者三绘绢圈（或绫圈）经天地加副隔水，绶带的颜大都和副隔水一样，如果是两的话，绶带的颜就和绢圈（或绫圈）一样。也有少数书画轴是用窄边仿宣和装的，还有的用绢（或绫）整挖或镶一的。书画卷用绫、绢或纸来装裱，有撞边、套边和转边等形式。其中转边有宽、窄之分，撞边稍有宽窄之分。那种用藏经纸撞连装裱的叫作仿宣和装。不论宽边、窄边、套边或转边，尾纸都比前代加长了不少，这样做可以减少因卷着，偶尔展视时受惯性影响而产生折痕或折裂，这是清代徒手卷的一个特点。因为尾纸较长，从外观上看起来就显得较粗。书画册也爱用绢或绫来装裱，有招裱和镶裱之分。艺术品有时因各种原因难保“十品”，尤其是古玩，经历岁月沧桑，常难达十分之完整度。当一件精彩但有残损的作品和一件品相完善却平庸的作品在你面前，您如何选择？收藏的原则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本来古玩收藏就是“抱残守缺”，不宜有过分的求全心理。另外，核心部分和关键部分如果缺损也必须放弃。比如明代德化窑观音像，如果缺一手，可藏；如果缺在头脸部，则不可藏。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