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苏州有关文史专家介绍，唐伯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史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当时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常去唐家的酒肆喝酒，见唐伯禀赋和才学过人，决定让唐寅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唐伯16岁时秀才得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唐伯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被并称为“吴中四才子”，也称“江南四才子”。唐伯19岁时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唐伯25岁那年家中遭遇不幸变故，父、母、妻、妹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悲痛之余，唐伯更加努力读书治学。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伯29岁时参加应天府（现南京）乡试，中解元（名），一时声誉鹊起，名震江南，“冒东南文士”，春风得意。

　　隋唐时期，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慢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儒。”从米芾这段话中可以想象出，纸的初造，虽精必“生”，书画时易走墨难用，所以在隋唐时大都加以锤、浆，变成半生半熟的纸，也有只锤不浆（生纸锤浆，也能凝墨），或锤而填粉的。藤纸经过浆锤以后，在唐时成为一种有名的名贵纸，用量甚大，供不应求。隋唐书画大麻纸，我们见到的如唐摹《兰亭序》（天历本）、杜牧《张好好诗》、韩混《五牛图》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均是纸本麻料。唐代的纸本写经，白是少数，大多数是黄的，这种黄的麻纸，是用水染成的，可以防虫蛀。《五牛图》、《张好好诗》的纸面上用浆加过工，纸质比较光滑。还有一种较厚的纸，叫作“硬黄纸”。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云:“唐有硬黄纸，唐人以黄蘖染之，取其辟蠧，其质如浆，光泽莹滑”。对硬黄纸的特点描述得十分清楚。唐人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是硬黄纸质地，从刻帖的裂纹上可以看得出来。唐代还有一种用黄蜡涂熨带黄的，也称为“硬黄纸”，用以响拓法书。

　　《文物》1972年第五期，《发掘明朱檀墓纪实》中报道山东鲁王朱檀墓出土了三件古书画卷，皆有出轴。鲁王于洪武间下葬，因此这种装潢不能晚于明初，可见明以前的装卷也有出轴的，其后尽为平轴了。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在元代的基础有了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镶宽边的；册页有的用纸挖裱或镶裱，也有的做成向上开的推逢装或向右开的蝴蝶装等各种形式；立轴也有宽、窄进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诗堂上有的写了字，有的没有写字。所谓“诗堂”是在画心上端，加一方或上下都加的空白纸，留供他人题诗之用。那种窄边的就是仿宣和装，如明代缪辅《鱼藻图》轴，现在虽经修整过，但依然保存了它的原装格式。而明代朱端《烟江晚眺图》轴就采用了宽边的形式，它用米黄宽边绫圈，深蓝花绫天地，是明代典型的装裱法之一。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精品大多数现存国内的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里也有不少作品，国内民间也有一些。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