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竹子开始在南方成为造纸的原料，并得到迅速发展，9世纪初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述各类名纸时，已提到“韶之竹笺”，说明广东韶关的竹纸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技术已相当精熟。北宋初，江浙一带和福建也均已以嫩竹造纸，竹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12世纪前曾以“剡藤”闻名的浙江剡溪，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纸取代了藤纸，而且品种多样，单是上品就有“姚黄”、“学士”、“邵公”三种，为“工书者喜之”（施宿《嘉泰会稽志》）。但是用嫩竹造的纸作书画，大约要到北宋才有。苏轼《东坡集?书海苔纸》一文中说。“今人以竹为纸，古亦无有”的话虽不符合事实，但也间接地说明了宋代大量用竹料来造纸，并在书画上得到了应用。所见来入临仿书王羲之《雨后帖》、王献之《中秋帖》等，全是用竹纸写的。米芾书《高氏三图诗》页（在米芾《诗续》册中）是麻、格混合物；《盛制帖》（即《天启帖》、《寒光二帖》）之一是楮、竹混合原料纸，书帖时间约在哲宗朝（1086～1101），说明到北宋中期造书画纸的原料无所不备，从此以纸质来区别其时代的前后就比较困难了。竹纸的特点是纤维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成硬刺形，转折处能见到棱角。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前两个例子说明装潢对于书画的鉴定能起到辅助作用，原因是作品因时代早晚不同，装潢所用的锦、绫、绢、纸均不同，锦、绫的花纹、图案、颜和装潢格式也不同。这些就是用装潢作为辅的依据，所以它能起到辅的作用。后一个例子说明装潢不但起不到辅助作用，有时还起了反作用。什么情况下能起辅助作用，什么条件下不能起辅助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死守一个模式，要灵活掌握，灵活运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就是我们鉴别书画的诀窍。

　　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的，也有染成各种颜的，二者皆为素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