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书画的辅助资料鉴别古书画，除了书画本件，还要找一些有关的材料作辅，这就是:碑帖刻拓本，照相影印本，可以补充原件，“弥补”材料的不足；尤其是古书画著录等文献，对考订有关问题很有用处。前者是代替品，后者则是我们提高自己识别力的重要资料。（一）碑志刻拓本碑之名始见于周。《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也”，是竖在地上的石头。古时候的碑有三种，其功用也各不相同。一、宫中之碑，是用以观测日影，辨别方向，识别时间的。《仪礼?聘礼》郑注:“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景（影）引也。”二、祠庙之碑，是祭把时用以拴牲口的。机记?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孔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于中庭碑也。”很清楚地说明了祠庙之碑的用途。三、家墓之碑，立于幕穴之旁，中间有孔，孔中穿绳，作为下棺入穴之用。《释名?释曲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初的碑都是没有文字的。后人触景生情，因情生义，情不自禁地在碑上书刻文字用以记事、记功，遂成为今日的碑。后人把石上或砖上刻的文字，用墨拓下，并装潢起来变为书法艺术欣赏品，也可以作为文献史料，于是拓本也就成鉴定墨迹的辅助资料了。

　　鉴定书画需要有文学知识。古代书画家往往也是文学家。如果我们读过书画家的集子，熟悉他们的文学惯和他们同时代的诗文，就会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格有更全面的认识。遇到某一派的书画时，对他们的了解就不仅仅是某件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还有较深刻、全面的理解，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此外，前人写字常录古人的诗文，画幅也常题古人的诗句，或标明某某人的诗意。明人写唐诗、宋诗固然常见，如果宋人、元人写了明人的诗便露了马脚。作伪者有时会将诗文的作者弄错，张冠李戴。

　　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的，也有染成各种颜的，二者皆为素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精品大多数现存国内的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里也有不少作品，国内民间也有一些。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