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五代、北宋绢本画卷，颇有高到45～50厘米左右，即一幅绢的整个门面，不如裁剪。矮卷也有，但较少。到南宋绢卷，又矮多于高，如杨无咎《雪梅卷》、马和之《毛诗图》卷和马远、李嵩等人的画卷，其高度大都不超过30厘米。现在的手卷，尺寸大小还是大致如此。纸卷则有较高的，大都不超过50厘米，直到元代还是如此，这也许是尚使然吧！手卷结构复杂，其排列顺序，由“天头”、“副隔水”、“正隔水”、“引首”、“正隔水”、“画心”、“正隔水”至“拖尾”裱成。“天头”是用以装饰和保护画心的，一般用深绫绢料镶成。“引首”是用来题写手卷名称的，过去一般用冷金笺，现在改成染仿古笺纸镶成。“拖尾”选用；旧气的宣纸接成，是留给鉴赏者用来题词的，另一个作用是加大手卷的轴心圆周，所以至少要长达二丈左右，一般要用三张宣纸托好后裁开粘连而成。因为轴心粗大，画心起卷弯度增大，这样有利于保护画心。为了使天头、引首、拖尾与画心分清眉目，不致紧接，增加美观，又需要有一相隔的镶条，这就是“副隔水”和“正隔水”，一般用淡绫绢料镶成，但也要有深浅之分，方不致单调。字画艺术品是当下很多富裕家庭的选择，或者当做书香世家，诗书门第的文脉传承，或者是当做一种个人地位品味的体现。其实不止富裕家庭，现在字画艺术品已经越来越多的融入普通大众的家中，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须要求之后，人们开始转而追求精神层次的更高享受，

　　前两个例子说明装潢对于书画的鉴定能起到辅助作用，原因是作品因时代早晚不同，装潢所用的锦、绫、绢、纸均不同，锦、绫的花纹、图案、颜和装潢格式也不同。这些就是用装潢作为辅的依据，所以它能起到辅的作用。后一个例子说明装潢不但起不到辅助作用，有时还起了反作用。什么情况下能起辅助作用，什么条件下不能起辅助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死守一个模式，要灵活掌握，灵活运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就是我们鉴别书画的诀窍。字画艺术品收藏、装饰以及送礼业已成当下时尚与流行的趋势。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