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灞桥纸到扶风、金关和额济纳纸，我们看到纸的发明、改善及确实无疑地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演变。正是在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2世纪初年，出现了蔡伦这一的纸的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太监，曾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类材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材料领域。在技术工艺上，也较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快，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纸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公元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网制成的纸公之于世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天下威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侯传》）。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的转折。本世纪以来，2世纪的纸不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出土，正反映着这一发展趋势。字画艺术品是当下很多富裕家庭的选择，或者当做书香世家，诗书门第的文脉传承，或者是当做一种个人地位品味的体现。其实不止富裕家庭，现在字画艺术品已经越来越多的融入普通大众的家中，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须要求之后，人们开始转而追求精神层次的更高享受，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字画艺术品收藏、装饰以及送礼业已成当下时尚与流行的趋势。

　　所见五代、北宋绢本画卷，颇有高到45～50厘米左右，即一幅绢的整个门面，不如裁剪。矮卷也有，但较少。到南宋绢卷，又矮多于高，如杨无咎《雪梅卷》、马和之《毛诗图》卷和马远、李嵩等人的画卷，其高度大都不超过30厘米。现在的手卷，尺寸大小还是大致如此。纸卷则有较高的，大都不超过50厘米，直到元代还是如此，这也许是尚使然吧！手卷结构复杂，其排列顺序，由“天头”、“副隔水”、“正隔水”、“引首”、“正隔水”、“画心”、“正隔水”至“拖尾”裱成。“天头”是用以装饰和保护画心的，一般用深绫绢料镶成。“引首”是用来题写手卷名称的，过去一般用冷金笺，现在改成染仿古笺纸镶成。“拖尾”选用；旧气的宣纸接成，是留给鉴赏者用来题词的，另一个作用是加大手卷的轴心圆周，所以至少要长达二丈左右，一般要用三张宣纸托好后裁开粘连而成。因为轴心粗大，画心起卷弯度增大，这样有利于保护画心。为了使天头、引首、拖尾与画心分清眉目，不致紧接，增加美观，又需要有一相隔的镶条，这就是“副隔水”和“正隔水”，一般用淡绫绢料镶成，但也要有深浅之分，方不致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