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惯。

　　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山水画是中国从古至今广为流传的装饰画之一，深受消费者喜爱，不过摆放方法颇有讲究，适宜摆放于空间左手边，根据山水装饰画的特点，山势平圆的可挂在会议桌后面作为靠山，增加贵人运。

　　要选择合适的位置。

　　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清康熙玄烨南巡到镇江金山时，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到处题诗写对联，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在皇帝们的倡导下，对联自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清官海瑞手书联，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从袁宏道“骑马看年对”的诗句，便可看出一斑。明代以后，撰写对联的名家不少，像明代的解缙，清代的纪昀、翁方纲、阮元、袁枚、郑板桥、俞樾等，近代则有谭嗣同、王壬秋、林琴南、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等，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如同诗话、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了。清梁章钜写的《楹联丛话》便是其中有影响的一种。装饰画就是要吸引他人的眼球，所以应该挂在宽阔的主墙面、茶几、沙发、办公桌等处。房间的角落和阴暗处不宜挂装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