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采多姿，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也由於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於匠气。清代瓷器，集历代烧瓷之大成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达到了中国瓷器烧造的历史高峰。

　　珐琅彩瓷自康熙十九年后始烧造，它和五彩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传统的釉上彩瓷相同，即先制成素胎经上后再次烧制而成。珐琅彩瓷的名贵除了工艺水准外，画工精湛是根本原因，当时在珐琅彩瓷上作画的都是名匠高手，并在画上配以与景物相配合的诗句，如此瓶，题诗:”芳心穿桂叶，瘦影怯秋光”，胭脂水印白文:碧如，朱文:先春。 乾隆帝对珐琅彩瓷珍爱有加，故珐琅彩瓷器的烧制数量超过康雍两朝，所用白瓷胎仍是清宫造办处库存的填白瓷，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磁器烧造些来。钦此”。

　　堂名款，指以瓷器拥有者或绘制者的堂名或斋名、室名、庐名、楼名、阁名、轩名等作为款识，落于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堂名款民国瓷较为，包括“居仁堂”“静远堂”“怀仁堂”“乐古堂”“浩然堂”“瀛台憩息轩”“古月轩”“松竹斋”“梅花馆”等。其中的是“居仁堂”，为袁世凯的堂名，位于北京中南海内，为1912-1916年袁世凯为大总统时的住所。其次是“静远堂”，为徐世昌的堂名。而“乐古堂”“浩然堂”“松竹斋”“梅花馆”等，有些为仿清代款识，有些堂主是谁则已无从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