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绘画画法秀润，意境清幽，构图严谨，笔法细腻，设色明快。画面上描绘的是高木浓荫，掩映草堂，群山环抱，清波蜒曲，帆樯林立，榭阁屋宇错落。近处草堂敞轩，二高士案前对坐，正在高谈阔论；远山以石青晕染，近山则石青加赭石微抹，树干纯以赭石钩染，枝叶以石绿加石青点染，背光处加渴墨，显得更加郁郁葱葱。

　　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用笔细腻严谨，山石仅用渴笔微抹，以点苔显出明暗，经营位置，得写生之助化出清幽境界。

　　近代庞元济收藏的书画，大多数经过了重裱。庞氏的装裱也有自己的一套格式，立轴用深蓝绫天地，谈青绘绢圈，深米黄副隔水，两条绶带与副隔水同，浅淡青绢包首，有些用牛角或擦漆轴头，有些用特制的瓷轴头，其上有“乌程庞氏珍藏”字样。手卷多数是大镶转边，淡青绢边，米黄隔水，深天蓝绫天头，各锦包首，象牙或五别子，象牙、玉或瓷轴心。凡经过庞氏重依的书画，多数有陆恢或他自己的题签。当然，梁和庞除了以上主要的装裱格式外，也还有其它样式的裱法，——举例了。

　　以上所谈的只是清代近百年来书画装裱的一般情况，当然，不论轴、卷或册页，都还仍然有一些是用纸来装裱的，其中，尤以册页更多一些。有些人认为用绫绢装裱书画比较讲究，可以显出堂皇的气派，其实这样容易磨损画面，远不如用纸来装裱能地保护画面。清代有些收藏家，对书画的装裱形式及用料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如梁清标就请专人为他被背书画，清代吴其贞《书画记》云:“扬州有张黄美者，善于裱背，后为梁清标家装。”梁的书画轴多用碧云鹤斜纹绫天地，米黄细密绢圈，有些用副隔水，有些不用副隔水，这要视画本幅的长短而定，两条绶带与副隔水或绢、绫圈同，包首用淡黄绢，轴头用红木或紫檀制成。书画卷则仿富和装，隔水、天头都是云鹤斜纹绫。精选较好的旧锦做包首，白玉别子和轴心。凡是经过重裱的都有梁氏自己的题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