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

　　中晚唐时，竹子开始在南方成为造纸的原料，并得到迅速发展，9世纪初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述各类名纸时，已提到“韶之竹笺”，说明广东韶关的竹纸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技术已相当精熟。北宋初，江浙一带和福建也均已以嫩竹造纸，竹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12世纪前曾以“剡藤”闻名的浙江剡溪，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纸取代了藤纸，而且品种多样，单是上品就有“姚黄”、“学士”、“邵公”三种，为“工书者喜之”（施宿《嘉泰会稽志》）。但是用嫩竹造的纸作书画，大约要到北宋才有。苏轼《东坡集?书海苔纸》一文中说。“今人以竹为纸，古亦无有”的话虽不符合事实，但也间接地说明了宋代大量用竹料来造纸，并在书画上得到了应用。所见来入临仿书王羲之《雨后帖》、王献之《中秋帖》等，全是用竹纸写的。米芾书《高氏三图诗》页（在米芾《诗续》册中）是麻、格混合物；《盛制帖》（即《天启帖》、《寒光二帖》）之一是楮、竹混合原料纸，书帖时间约在哲宗朝（1086～1101），说明到北宋中期造书画纸的原料无所不备，从此以纸质来区别其时代的前后就比较困难了。竹纸的特点是纤维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成硬刺形，转折处能见到棱角。字画买卖还有一种交易营销渠道便是线下的交易，这也是一种我们比较普遍的形式。就好比如说，学生购买老师的著作、学生购买培训机构其他学生的著作。或是从很多私人的展览中购得所喜爱的字画著作，这些统统都属于线下交易。这种交易方式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与自由，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明代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