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艺术品有时因各种原因难保“十品”，尤其是古玩，经历岁月沧桑，常难达十分之完整度。当一件精彩但有残损的作品和一件品相完善却平庸的作品在你面前，您如何选择？收藏的原则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落款分“双款”“单款”两种。双款是将书赠对象与书写者分别落在上方和下方，前者为上款，后者为下款。上款写明作品内容的名称、出处、受赠人的姓名；下款记述创作年月、创作地点、作者姓名等。上款:位置应比较高，以示尊敬之意，包括姓名、称呼、谦词。下款:写时间、地点、姓名、谦词。有下款没有上款的称为单款，单款可以包括上款的内容，也可以不包括上款的内容。如果没有书赠对象，就只落单款。单款有长款、短款、穷款之分。长款即在正文出处书写时间、名号、地点前面再加上作者创作这幅作品的感想或缘由，文字应情真意长，使人玩味无穷。它不仅起能到调整作品重心的作用，也从中体现出作者的人品和修养。短款即只落正文出处、时间、名号、地点等其中几项。若作品空白较多或出于构图的需要，可以落长款；若作品内容占画面较满，则需要落短款或穷款。如果余纸不多，留白太少，亦可只落作者的名号，谓之“穷款”。本来古玩收藏就是“抱残守缺”，不宜有过分的求全心理。另外，核心部分和关键部分如果缺损也必须放弃。比如明代德化窑观音像，如果缺一手，可藏；如果缺在头脸部，则不可藏。

　　四、书画的装潢书画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比较间接一些，但它对于书画鉴定，有时却有着密切的关联，起到一定的辅作用。（－）装潢艺术发展史概要明代方以智《通雅》说:“潢”犹“池”也，外加绿则内为地，装成卷册谓之“装潢”，亦称“装池”。故被画有“装潢”、“装池”之称。至于前代的书画杰作，古迹重装，又须褫（音齿，剥去，革除之意）去旧画仿古重装，称为“装褫”，亦叫“仿古装池”。装潢艺术起源早。史称:“秦汉时期的“经卷”、“屏风”都经过“裱背”。《后汉书》记桓帝时有“列女屏风”，《三国志》记东吴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书画屏风要能陈列，必经裱背，但当时多作粗麻纸、布、帛等粗料复背加固。敦煌鸣沙山千佛崖石窟中藏佛教仪式所用遗物——古画“囗(巾穴登)幡”，背托以布，边上有挂带，形同挂轴，从实物方面明了布料复背的实况。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及:“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据说:“南朝宋明帝时人虞和论述装裱，于制糊、防腐、用纸、除污、修补、染潢于理甚畅。”这说明装潢技艺远在一千五百年前，艺术家已能充分发挥个人才智，颇具见解。到了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战乱结束，社会渐趋安定繁荣，织造技术达到高度水平，绫绢锦帛、麻纸、皮料纸、各加工纸都已具备，因此装潢艺术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全面提高，史称“杨帝内府所藏书画，装潢为华丽”。到唐代经李世民大力提倡书法，开元之际，又重视书画。据宋代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序:“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而别之”。宋周密《齐东野语》形容为:“四库装轴之法，为瑰致”。《唐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满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九人，专职整理内府书画”，且已开始用“缂丝”作“包首”。据《名画猎精录》记述:“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列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式”。另据《厉鹗文集》卷八:“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丹仙辈，皆良工好手。”可见，盛唐时期的装潢不仅具备了宫廷形式，且装潢名家辈出。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顾长康所画《清夜游西园图》流传至唐，河南诸公（遂良）亲为装背，郭犹见及公题记，此足见唐代装满已为士大夫所接受。其时，日本国奈良朝使臣来我国学装潢艺术，唐太宗亲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明日本今天的装潢技术，当源自我国唐法。宋代，据来高宗《翰墨志》记:“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书法名迹，皆归秘府，先帝又加采访……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膺，纸书绢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褫，白玉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北宋有“文思院”，设六种待语，装背为其中之一，列装裱家入官职。宋徽宗赵佶，建立画院，集书画家于内府，装裱设提举官，颁布装潢格式。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其装嫖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当时宫廷装裱按书画朝代、等级，规定用各种不同绫绵、纸、轴头、木杆，定有裱式，如“出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刻丝作楼台锦褾，青绿簟纹锦里，大姜牙云鸾白续引首，高丽谭，出等白玉碾龙售顶轴，檀香木杆，钿匣盛。……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用皂鸾绫，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夹背蜀贉，玉轴或玛瑙轴。”绍兴御府不仅对装裱用料按等级规定，而且对各类装按尺寸有所定式，在技法上还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根字精神”；为了装褫旧画不致损伤人物精神和花木浓艳不得重洗；为了保存用品原有面目，不得裁剪过多，若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措。诸如此类的经验总结，至今仍有借鉴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