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宋代则有些冷落。流传下来的更少。我们见到的如《山居新话》记载杨瑞自题寓所春联为:“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以及书画家赵孟頫西湖灵隐寺的对联:“龙润风迴，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挂月印湖光。”此外，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但是，在元人的杂剧中却使用了对联的形式。从现在元杂剧中看到，在每剧的收场时，常常用对子的形式点出题目和正名，如关汉卿《救风尘杂剧》在结尾时是: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所见古的册页，有南来张即之书《度人经》、《华严经》折装册二种，无边框。后者犹存古漆皮前板一块，有横裂纹，很古，可能是原配。金明昌内府装卷前后隔水亦用花绫，贉尾纸亦日高丽纸笺，所见有五代赵干《江行初雪图》卷，比较为，但锦褾也未必是原物。元代宫廷也收藏了一些书画，选择较好的派专人装裱。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写道:“大德四年藏于秘书监之画。选其佳者驰往杭州，命裱工王芝以古玉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这也是一种装潢格式，在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估计会有的，但究竟哪些作品是这时装的，现在已说不大清楚了。

　　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