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五十万卖:古董行就是这么神奇
这篇文字中讲了一件令人感到惊骇的事，就是一位老太500元卖掉一枚田黄图章，后来这枚图章卖了48万。
这种事绝不是天方夜谭。我有一位忘年交朋友，母亲是名画家，去世后留下很多藏品，子女们将藏品分了，他得了十多张。之后的有一天，在无锡见到他面露喜色，神清气爽，并且坚持要请客吃饭。于是问他有什么好事？原来，他将母亲分给自己的藏画卖了80万。
我瞬间下巴都要掉了。因为那十张作品里，有齐白石，黄君璧，张大千，陈少梅……就算在数年前，市值亦起码一千万。
此君得知后也大惊失色。急急找那买家去追讨，但对方拿出他亲笔签名的一纸合约，是有法律效力的。最终只答应再补40万，此事作罢。当年秋拍，那张齐白石就在嘉德卖了三百多万。
经此一事，这位朋友大受打击。后来竟然患上了忧郁症。时运不济，加上肾病打击，数年内竟然辗转病榻，最终竟坠楼而逝。
可是，藏画贱卖这件事情，却不能怪这位买家。因为这是合法交易。反而做错了事的，是我这位朋友，因为他在做一笔书画生意之前，竟然不去学习，不去调研。
我一直很强调，书画，或者说艺术这一行，不仅是有资金门槛，更难跨过的，是知识门槛。在这个没有定价标准、每件艺术商品都独一无二的行业里，你必须能准确判断眼前放着的这件东西，价值到底几何？这种能力，需要不断的学习，你要学习艺术史，要学习艺术审美，要学习一些艺术创作，要不断熟悉艺术市场，要对艺术家的用笔、作品、生平滚瓜烂熟，要上手大量的作品，经过很多次交易。比如有位我很尊敬的老师，他曾为了查一个明代画家的作品，钻在图书馆里几天不出来；为了精准鉴定古人书画，他会反复临摹直到毫厘不差。
古董行吃的是眼力饭，捡漏所靠的眼力，其实就是这种综合能力。买艺术品，不是买日用品，亦不是买黄金，任何不尊重这道知识门槛的人，必将栽倒在入门的路上，就算一块田黄放在你手里，你也会五百块钱卖出去，让那些学会鉴定田黄的人赚到另外的四十七万九千五。
在上海市区的繁华地段，经常见到各种门面不大的旧货店，东西不多，就这几件。其实这种店开在那里，主要不是卖东西，而是收东西。他们手下聚集一批铲地皮的线人，就像地下情报工作站一样，搜罗辖区居民的收藏信息。谁家是大户人家出身，可能有东西。谁家真的有东西，如今只剩老头老太俩了。铲地皮的静等机会，伺机出击。
1945年，南京街头的旧书店。摄影/Hedda Morrison
“铲地皮”是骨董圈的行话，上海还有一个俗称叫“跑堂子”，就是专门到各个弄堂搜罗旧货的那伙人。他们有点像我们的里弄干部，构成古玩生态圈的基层组织，属于金字塔的底端。
这些基层工作者信奉一个规条，“百年无废纸”，所有旧的东西只要上年份都有价值。就像以前在慈溪路开旧货店的老戴，给我一个生锈的哨子，说是抗战时童子军吹过的，索价200元。我笑笑欣然接受，一分价也没有还，他很开心。对于铲地皮的，你要尽量客气。
铲地皮的走街串巷，每天去固定的“势力范围”收货。一不小心，捡到一个“大元宝”是常有的事。上海滩号称收藏的半壁江山，确实是经常发现宝贝的地方。多年沧桑巨变，许多好东西可能被遗忘了。比方说，爷爷喜欢的藏品，儿子不懂，或稍懂，到孙子辈可能就根本不懂……或者老头过世，东西留给了目不识丁的老太太，经常当废品称斤两卖出去了事。无形之中，铲地皮们担当了文物抢救的职能。
1949年，上海地摊儿。摄影/Harrison Forman
在上海市区的繁华地段，经常见到各种门面不大的旧货店，东西不多，就这几件。其实这种店开在那里，主要不是卖东西，而是收东西。他们手下聚集一批铲地皮的线人，就像地下情报工作站一样，搜罗辖区居民的收藏信息。谁家是大户人家出身，可能有东西。谁家真的有东西，如今只剩老头老太俩了。铲地皮的静等机会，伺机出击。
嘉善路永嘉路口有一家旧货店，店主因为整天在街上忙东忙西，绰号“路毛蜂”。此人在圈内有名，手下铲地皮者有一百多号。每天中午，所有铲地皮的到他那里集合，展示战绩。有东西的交给他先看，如中意加价收下来，或者合伙找下家。但不管有没有东西，他都管这帮铲地皮的一顿中饭。十年前我曾路过他店，看到桌上摆了一套线装竹纸毛笔稿本，十几册，原来是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创始人、藏书家、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家的藏书目录，封面有叶的亲笔题识，圈定记号，交待何者家藏，何者捐馆，是一份合众图书馆创始的重要文献。当时以三百元之数购入，今已不知去处。
2003年非典前后，骨董圈上演一出百人吃鲍鱼宴的盛大场面。原来“路毛蜂”从一个铲地皮的老太那里买到一块图章。老太开价1000元，而且要求成交后不得退还。“路毛蜂”还价500元成交。他知道是块田黄，立即开价18万，询问骨董圈里有谁要货。“徽章”（做像章起家）得知消息，第一个杀过去，当场以12万买下。行内听说后，闻风而动，纷纷要求看货。因为“希特勒”最有实力，得到优先看货权。这颗田黄市价当时能看到百万元以上，两人最后议定48万元成交。边上很多人表示要入股，“希特勒”也慷慨答应，请“阿凯”出任田黄总经理，拆分五股，吸纳同行插股入伙。“徽章”赚了钱，大家起哄请客。他一开心，放话请大家吃鲍鱼鱼翅，结果万万没有想到来了一百多号人。当天晚宴，大家唯一不敢请的是那位老太，她若来了，眼见这500元变成48万，肯定要昏倒。
1936年，北京街头。摄影/ Hedda Morrison
话说那慈溪路老戴，当时正逢周正毅的石门路地块拆迁。一天他收到一样东西，一本袖珍册页，语录本大小。正面板上刻有“御制读韩非子，臣钱维城敬书并恭跋”，里面钤着各种乾隆御印。他拿到我办公室，那天恰巧我不在。小钱童鞋一看就说是假，他指指桌上北京华辰刚来的图录，里面正好有“太上皇帝”这颗印章待拍。拿来一对，书上的大，册上的小，绝假无疑。老戴很没面子，小钱讥笑他没有眼力，要轰他回去。老戴不死心，坚持把东西留下给我看，说只要两万元。第二天我看到此册，让小钱马上唤老戴来，最后商定以一万二成交。老戴笑眯眯揣着票子，满意而去。这本小册子，紫檀夹板，隶书阴刻填金。原来是钱维城拍皇上马屁，为乾隆爷工楷抄录的御制文章，五玺里面就差没有“石渠宝笈”那方，但有“圆明园”、“四德堂”等印，想是乾隆放在那里的玩物。至于那方“太上皇帝”，其实根本没有缩小，反而是图录里面的被放大了。两个傻孩子，忘记看书上标注的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