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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曾开铸镌有班禅头像的纪念性银币,元年(1821)鼓铸了赏赐用的银币,但用机器自铸新式银元则始于光绪八年(1882)吉林机器铸造的厂平(吉林通用银两)一两币,因铸造数量甚少,后世罕见,时市面流通的银币主要是洋钱。两广总督于十三年(1887年)奏准由广东造币厂试铸,正面铸有“光绪元宝”4字,上圈有“广东省造”4字,下圈有“库平七钱二分”6字,背面镌有龙形及一串英文,越二三年铸成,在市面流通,是为龙洋的起源。以后光绪、宣统年间各省所铸银元均统称为龙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在武昌设立银元铸造一两银元。以后各省仿效,相继奏准铸造,但因质劣及成、重量不符标准,不受民间欢迎,甚至在流通中不能按枚计值,只能按重量计值。
中国历史上,古钱币的流行高峰期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
古钱币的流行高峰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影响:
1.促进了贸易往来:在古钱币流行的高峰时期,货币的广泛使用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简化了交易过程,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2.推动了技术发展: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于货币的需求增加,推动了铸币技术的改进和。这不仅提升了货币本身的质量和防伪能力,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
3.影响了社会结构: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例如,货币的使用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时也为集权制度的建立和维护提供了经济基础。
4.增强了文化认同:古钱币不仅是经济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钱币上的铭文、图案等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趣味,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古钱币在中国历史上的流行高峰期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对社会结构、文化交流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