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驾驶私家车出行，总想起过去的岁月，想起年少时魂牵梦绕的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买辆自行车是多少人的奢望和梦想啊!虽说当时买一辆自行车还不到200元，但别说每天十几个工分只合几分钱的庄稼人难以实现，就连每月30多元工资的“公家人”也极为不易。一来微薄收入要维持一家老小吃穿，二来那时所有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扯布要布证、购粮要粮票，就连点灯用的煤油都得有点灯用油证。在那个年代，自行车算得上家庭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物。

　　当时的自行车差不多都是黑色“二八大杠”，高高的车把、突兀的车座、宽大的后座和硬邦邦的双支架，在显现牢固和稳重的同时也使它的笨重一览无余。车的牌子主要是天津“飞鸽”、上海“永久”，之后还有上海“凤凰”和广州“五羊”等等。当时社会上关于自行车牌子的说法是：“飞鸽快,永久耐(结实),红旗加重也不赖!”

　　这几个品牌，谁家若是买得一辆，不管新旧，差不多都会用红布把车牌子包起来。直到泥瓦没了、车圈变形了、车身哪儿都响就铃不响时，车把下那块已由红变白、由白变黑的布片仍舍不得解下来。那时，人们对自行车标牌的看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当时人们心中，自行车标牌是自行车自身价值的体现;二是自行车拥有者从来没想过这样一个“大件”，要在自己手里用到最终——那时候，再破的自行车也随时能够转卖。

　　记得我十来岁时，单位给我父亲配发了一辆飞鹰牌自行车。配专车不是因为他是营业所主任，而是针对他的农金员身份，是为了让他走村串户做好信贷工作。我依稀记得那辆自行车是上级行“退役”的二手货。同样，车把下的标牌用红布包着，前后轮中间的三角架上，吊着一个帆布做的布兜。而且，三角梁架上还缠裹着用于保护喷漆的旧胶片。尽管如此，当我父亲第一次把这辆车骑回家时，还是在全村引起了不小轰动。从下路到进庄，路两旁正在劳作的乡亲老远地手搭凉棚直起身来：“是三哥吧，打哪弄回恁好的车啊?”“他三伯出息了，是公家发的吧?”大家纷纷丢下农活争相围观。

　　车子推回家后，赶来看稀奇的人越来越多，全庄人就跟赶集似的，陆续跑进了我家。那真是门口人流不断，院内站坐无地儿。事后，我父亲说：“我生生搭进去两盒大前门烟呢!”但当时我的感觉却是，这是我家最为荣耀的一天。虽然之后的日子，父亲再没有骑车回家，但我却总对同伴们说：“过两天，俺爹还会骑着自行车回来呢!”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没持续多久。大约在我父亲分到“专车”一年多时，单位实行“车改”，把配备给个人使用的公有自行车作价卖给了个人。由于当时我家经济条件太差，我父亲用90多元低价买到手的自行车，还没推回家就转手卖给了我叔家二哥。

　　1983年，我参加工作吃上了“卡片粮”，每月有了三四十元工资。但直到1987年我结婚，也没买回一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结婚时，我把积蓄多年的300元当作了彩礼，岳父用这钱买了台“华生”牌落地扇当做了嫁妆。

　　1993年，儿子上幼儿园时，为了接送方便，我才紧巴巴地买了辆26型单支架凤凰坤车。可惜没过多久，我爱人在送孩子上幼儿园时，这辆车就被小偷给偷走了。为此，我爱人差点被气得晕过去。

　　为了不被贼惦记，后来我们又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此后不久，我去一位朋友家玩时，感觉也就是一转眼工夫，它又被偷了。朋友可能是想着车是在他家丢的，第二天竟扛了辆新车要送我。虽然我没要，但从此我对他尊敬有加。

　　随后的那些年，随着我的工资由八九十元涨到七八百元，家里不仅买了两辆自行车，后来还买了踏板摩托车。再后来，我的工资涨到了几千元，为了出行方便，我也自然而然地买回了一辆私家轿车。当时我就打算好了：等我儿子成家时，一定给他买一辆更好的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