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物联网在我国迎来了规模发展的拐点。据统计，2016年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接近1万亿元，按照2016年的增速估计，这一数字到2017年底将上升到大约1.2万亿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工信部制定了2017年NB-IoT基站达到40万座的目标，三大运营商也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建网计划，并付诸具体行动。此外，智能抄表、智慧路灯、智能门锁、智慧园区、车联网、牛联网等业务发展得有声有色，成为物联网的“样板工程”。

　　毫无疑问，物联网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从2009年“感知中国”提出以来物联网在我国经历了哪些阶段?什么因素促成此轮物联网的规模发展?就上述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任工程师罗松。

　　8年，3波浪潮

　　众所周知，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无锡，提出建立“感知中国”中心，由此掀起了物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帷幕。罗松认为，从2009年开始物联网在我国共迎来了3波快速发展的浪潮。

　　其中第一波浪潮出现在2009年左右。这一阶段是概念兴起的时期，随着“感知中国”的提出，物联网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众多产业链环节的关注。而从全球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美国提出“智慧地球”，新加坡推出“智慧国”，也促进了物联网的发展。彼时物联网侧重于底层传感层面，例如我国的“感知中国”计划，从名字来看显而易见聚焦于感知层面。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2015年之前，主要以智慧城市、可穿戴设备为特征。其出现的背景是金融危机虽成过去时，但是经济增长依旧缓慢，城镇化、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依旧突出，困扰着经济发展，各国仍然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点。鉴于当时物联网已经拥有一定基础，因此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城市、可穿戴设备首先发展起来。

　　2016年后则迎来了以基础性行业带动物联网发展的第三波浪潮。随着全球基础性行业步入转型期，在各国竞争过程中，工业、交通等基础行业发挥了较强的带动性作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堪称“国之重器”。这些基础行业与物联网技术结合，掀起了物联网的第三波浪潮。

　　技术和企业力量共同使然

　　与前两波浪潮不同的是，技术、产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第三波浪潮的出现，而相对于前两波浪潮，在第三波浪潮中，物联网的发展更加落地，与实际商用结合更加紧密。

　　罗松表示，2016年的第三波物联网浪潮出现，主要因为具备了3方面条件。第一，新兴连接技术的出现促进了物联网的爆发。物联网的发展离不开连接技术的驱动，此前两波浪潮中并没有出现专用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需要嫁接在传统网络之上，使得很多应用得不到很好的连接支撑。如今NB-IoT、5G等面向物联网的技术出现，使得连接支撑问题迎刃而解。

　　第二，互联网的发展给物联网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字面上看，IoT是Internet of Things的缩写，其中的Internet互联网是物联网的必要条件。而近年来互联网在全球快速发展，与其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出现，降低了物联网门槛，推动其快速发展。

　　第三，企业意识显著提升，成为物联网的重要力量。在前两个阶段，无论“感知中国”还是智慧城市，政府均起到主要推动作用。而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铺垫，企业意识到了物联网的重要战略地位，纷纷出台相关举措，例如谷歌推出物联网操作系统，亚马逊发布物联网工具，思科、微软、SAP，以及国内三大运营商、“BAT”、中兴、华为、三一重工等企业自发进行规模投入，其产业地位逐渐提升，有望成为物联网的主导力量。

　　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和规模化消费市场成重点

　　在第一波的“感知中国”和第二波的“智慧中国”、可穿戴浪潮中，物联网的应用处于萌芽阶段，而在第三波浪潮中，一些典型的物联网应用因为具有较好的市场和技术基础，而获得了一定规模的应用，打下了扎实的市场根基。

　　总结第三波浪潮中出现的应用，罗松认为有两个方向尤为突出。“以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规模化消费市场兴起为带动，物联网加速突破创新和推广。”罗松表示“制造业、车联网、社会公众事业为龙头，其他领域跟进，形成了不同波次叠加发展的形势。”

　　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方面，包括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属于基础性行业，对于整个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为推动这些“国之重器”发展，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推出“工业4.0”，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均希望借助物联网技术的升级改造，重塑行业发展的理念和工具，最终重构国家竞争力。

　　在面向规模化消费市场的应用方面，比较典型的应用是社会公共事业、车联网、智能家居等。以社会公共事业的智能抄表为例，一般而言抄表涵盖水、气、热共3类，初步估计其市场总量在13亿块左右，市场规模相当可观。而此前物联网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碎片化严重、细分市场规模有限、发展空间不足。规模化消费市场的庞大用户基础，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罗松看来，面向规模化消费市场的应用还有两个优势：一是该类应用部署在家庭环境，使得连接技术的效率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二是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是用户的刚需，且有比较清晰的商业模式。而商业模式的缺失也是此前一些物联网业务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例如可穿戴设备“硬件赠送+服务收费”的模式，并没有得到市场认可，很多功能也非用户必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酝酿多年的智慧家居也开始获得用户认可。罗松表示，智慧家居是通过不断推出新的智能单品而推动的，例如摄像头、智能空调和冰箱，以及最近非常火热的智能门锁。罗松表示，新的智能单品虽然依然存在安全隐私问题，但是智能门锁类单品的消费者接纳程度高，同时服务商采取了与地产公司合作的方式，在精装修楼盘时将监控、门锁、家电等智能单品加以集成以形成整体平台和方案，提升了使用效果和消费者感知。

　　改变商业模式，形成“造血机制”

　　当然，物联网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成本的问题。在此方面，经过多年发展虽然包括传感、连接、计算成本都有所下降，但是离规模发展还有一定差距。

　　罗松认为，物联网的成本和规模商用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正循环关系，模组成本足够低，才能形成规模商用，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会形成规模效应大幅降低成本，又反过来促进规模商用，进一步降低产业成本。

　　目前，业界也在为降低物联网成本而努力，例如，中国电信近期招标了50万片的NB-IoT模组，中国电信每片模组补贴30元，将其价格降低到了36元，基本达到了物联网要想大规模商用，模组价格5美元的分水岭。罗松认为，虽然50万的量只能起到示范效应，但是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将促成正循环效应的出现，促进更多应用的落地。

　　除成本之外，物联网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商业模式，即如果让产业链各环节有钱赚?以运营商为例，其目前在物联网方面的能力主要集中在连接层面，而连接带来的收入非常低。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16—2017年连接带来的收入只占物联网整体收入的1%~2%，以全国物联网产值规模1万亿元计算，属于连接的收入只有100亿元~200亿元，即便三家运营商能够平分，每家一年只有30亿元~60亿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网络侧看物联网对运营商收入贡献不大，只能作为运营商服务范围和类型的拓展，战略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收入。”罗松认为，“应对这一实际问题，扩大连接的同时扩大收入是个出路，运营商不能简单卖连接，而是要在连接之外，深耕物联网平台及应用，通过应用和服务实现变现，这与现有的通信服务有所不同。”目前，三大运营商已经不约而同地开始布局平台环节。

　　从整个产业角度来看，模式的创新不仅是运营商的事情，也是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任务。“如同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突破，是因为应用商店的出现，带动了新的应用方式和商业模式，物联网的发展也需要新的商业模式。”罗松举例，市政公司可以以一定的价格将某个路段的路灯运营外包给第三方，第三方通过智慧技术加以改造，例如在无人车通过时路灯自动关闭，感应到行人和车辆时路灯开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成本的节约，最终实现盈利。

　　“当然，这也需要机制和体制的创新。”罗松表示。而一旦产业环境成熟，市政管网、交通监测等都可以纳入创新范围。

　　而在物联网连接技术方面，目前基本呈现NB-IoT、eMTC、LoRa、SigFox等共存的供给侧过剩局面。罗松认为，未来两到三年部分技术会在竞争中胜出，最终到2020年形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