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佛像拍卖最新价格

　　中国金铜佛制作大约有两千年历史，但具体始于何时，尚无定论，需进一步研究。现代人将中国古代金铜佛分为“汉传”和“藏传”两大类。汉传金铜佛自东汉始造，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历史跨度漫长;藏传金铜佛像则以元明清传世品多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时期的佛造像都具有与当时社会习尚和精神相一致的特征。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瘦骨清像”，让人们想起了“建安风骨”。唐代造像的华严大气，则体现出唐代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辉煌气象。宋代的佛造像已完全世俗化，佛仿佛已走入了人间，成了人们自己身边的你、我、他，显得非常可亲、可敬。

　　佛像制作最初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慢慢兴起，至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一个高峰。据了解，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是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一尊鎏金铜佛坐像。这些佛像不仅是佛教徒膜拜崇奉的对象，也是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受到中外收藏界的深爱。据观察，在拍卖市场中创出高价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金铜佛像。在现在的市场上，一尊铜质佛像小品，其市场价格至少在5万元左右。品质上好的铜佛像，价格可达1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

　　从此尊造像的外貌特征和艺术特点来看，我们能一窥早期尼藏佛教艺术的风采神韵。首先，此尊造像面部特征虽然被后期彩绘遮盖，但其方圆的脸型、宽广的额部仍然带有尼泊尔造像艺术的特，尤其是五官的位置整体偏下，这一特点在早期尼藏艺术的造像和绘画中表现得为明显，萨迦寺、夏鲁寺都藏有大量实物遗存能够验这一点。至15世纪上半叶，西藏本土艺术开始逐渐显露，这种具异域特的面部表现开始向反映藏民族审美转化，并完成造像本土化的改造；其次，造像主尊所穿袈裟紧贴躯体，仅在衣领、衣袖的边缘铸出连珠纹用以表示袈裟外形，为典型的萨尔纳特式衣纹。此种衣纹样式在南亚地区造像中为常见，后传入西藏，被广泛应用于藏传佛教造像之中，堪称古印度造像与汉地造像的大区别之一。15世纪后，伴随汉藏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藏艺术开始流行，汉地传统层叠衣褶的服饰式样被广泛应用于藏传造像上，萨尔纳特衣纹样式逐渐减少并日趋程式化，此种纯正的萨尔纳特衣纹样式已不多见了；再次，主尊肌体光滑劲健，富有力度，手脚刻画生动细腻，这些特点在国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马拉时期造像中均有发现。此尊造像衣领上的稻叶纹饰也是13-14世纪十分流行的衣领表现方式，14世纪之后，尼藏艺术的装饰化风潮达到顶峰，繁复华丽的卷草纹饰开始取代这种稻叶纹饰成为尼藏佛教艺术的主流。这些艺术特征使我们对这尊造像的时代和风格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将其归属于13世纪尼藏风格造像作品的依据十分充分。

　　一、 帕拉王朝和帕拉风格造像公元750年，帕拉王朝(750－1150年)建立，代国王为矍帕拉 (gopala) ,从此结束孟加拉地区长达百年以上的混乱面。帕拉王朝又译作波罗王朝，帕拉王朝在笈多王朝的国土上建立，其主要统治区域相当于今天的东北印度比哈尔邦、孟加拉国及缅甸部分地区。帕拉两字现代孟加拉语写为পাল，字面意思是“保护”，帕拉王朝可谓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庇护者。帕拉王朝凡十八世，竭诚护持佛教的君主就达七代之多，因而佛教在此为盛兴。就佛教思想来说，帕拉佛教显密并重。一方面，继续大乘显教的中观、唯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了吸引信徒，佛教中也融入了不少印度教的特，重视持咒结印，佛教自此即步入了密教阶段。密教又名金刚乘（Vajrayāna），或怛特罗乘（Tantrayāna）。然而，此时的显教多限在“寺学”的范围之内，学者论著讲究思维辩，哲学性强，深奥繁琐，不是一般信众可以了解与接受的，所以影响不大。而金刚乘主张即身成佛，虽然仪轨复杂。但是修行容易，故风靡一时，流行甚广。

　　为了地认识此尊造像的艺术风韵，我们还需对尼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作一全面了解。尼泊尔佛教艺术对西藏造像的影响起始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大昭寺门楣上的造像就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实物遗存。这些造像除了浓郁的尼泊尔造像风韵外，还令我们联想到印度阿旃陀石窟中的雕塑艺术。后弘初期，佛教在雪域高原再次兴盛，尼泊尔佛教艺术也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消亡，成为西藏佛教艺术唯一能够模仿和借鉴的对象，从而对其后的藏传佛教造像产生了为深远的影响。从萨迦寺到夏鲁寺，从白居寺到贡嘎曲德寺，我们看到了西藏佛教艺术对尼泊尔佛教艺术的继承与发扬，也见了尼藏风格造像艺术的逐步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既表现在尼泊尔佛教艺术逐渐融入西藏佛教艺术之中，也体现在印度帕拉艺术对西藏佛教艺术影响的渐渐消失，这也印了我们前述关于此尊造像属于13世纪尼藏风格造像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