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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鎏金铜佛像的出现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在汉朝，非正式其实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初见端倪，但并不是正式的。所谓正式在普遍说法上是指以国家为代表去迎请、礼请了过来这才是正式的。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才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的。

　　佛教的繁荣昌盛，也推动了佛教艺术走向全面的辉煌。印度中世纪(7－13世纪)是本土铜造像的繁盛时期，南印度朱罗王朝(846－1279年)和东北印度帕拉王朝(750－1150年)分别成为了印度教诸神造像和佛教密宗造像的两大中心。实际上，帕拉王朝可以称为印度密宗的全盛时代。其造像艺术主要传承了笈多时期的造像样式和塑造技法，在经历了8－10世纪两百余年的发展后，在11－12世纪时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讲，帕拉风格造像应是多元文化和艺术融合的形式，具有浓厚的密教彩。帕拉王朝鼎盛时期的造像一般尺寸较小，其主要艺术特点表现为肢体语言，神态活泼而富有神秘感，工艺精湛、刀工技法运用娴熟，具美感。

　　同时，佛的头部与身躯比例合理，面型丰满，方圆适度，佛发为水波纹式或螺发。除通肩式和袒右肩大衣以及褒衣博带式大衣外，又流行所谓方领下垂式大衣，内着僧祗支和裙，体态饱满丰肥。喜用束腰式台座，底边为六角、八角、圆形或花口形，上搭覆布，布纹转折曲复生动。菩萨多束高髻，发型优美，五官姣好，上身袒，束腰，重心向一侧扭曲，体态为生动妩媚。帔帛也有动感，婉转活泼。晚唐造像和五代时(907～960年)造像样式接近。此时的造像仍为唐代风格范畴，但技法较前略为退步，盛唐时的那种气势恢宏，充满自信，自由发挥的作风逐渐消失，变成较为拘谨，略显生硬的样子。坐佛下垂台座的大衣角退缩，仅搭于台座边缘上。

　　为了地认识此尊造像的艺术风韵，我们还需对尼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作一全面了解。尼泊尔佛教艺术对西藏造像的影响起始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大昭寺门楣上的造像就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实物遗存。这些造像除了浓郁的尼泊尔造像风韵外，还令我们联想到印度阿旃陀石窟中的雕塑艺术。后弘初期，佛教在雪域高原再次兴盛，尼泊尔佛教艺术也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消亡，成为西藏佛教艺术唯一能够模仿和借鉴的对象，从而对其后的藏传佛教造像产生了为深远的影响。从萨迦寺到夏鲁寺，从白居寺到贡嘎曲德寺，我们看到了西藏佛教艺术对尼泊尔佛教艺术的继承与发扬，也见了尼藏风格造像艺术的逐步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既表现在尼泊尔佛教艺术逐渐融入西藏佛教艺术之中，也体现在印度帕拉艺术对西藏佛教艺术影响的渐渐消失，这也印了我们前述关于此尊造像属于13世纪尼藏风格造像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