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佛像拍卖专场

　　鎏金铜佛像的出现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在汉朝，非正式其实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初见端倪，但并不是正式的。所谓正式在普遍说法上是指以国家为代表去迎请、礼请了过来这才是正式的。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才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的。

　　另外，我们还需关注此尊造像上一些有别于13世纪主流造像样式的艺术特征，而不是笼统地将其纳入13世纪尼藏风格造像的整体范畴。此像头顶的肉髻，相比萨迦风格、夏鲁风格等早期尼藏造像艺术作品更为硕大平缓，明显有别于这一时期尼藏艺术的主流造型，可能与西藏造像艺术的本土化有大关系。另外，此尊外型虽然劲健有力，但躯体匀称，姿态挺拔，不似萨迦风格和夏鲁风格造像粗大壮硕的夸张躯体比例，予人更为和谐自然之感。这个造型特点明显不是来自尼泊尔艺术的传统，更为彰显出帕拉造像的艺术神韵。由此可见，此尊造像应是以尼藏造像艺术为主，但留有较多帕拉造像艺术传统，同时，也显露出藏传造像向本土化转变的端倪。而造像上的一些细节表现，例如:袈裟衣纹边缘錾刻有等距的多线条图案，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其所属地域的审美和艺术功用。

　　与此拍品相同的观音菩萨造像，虽然十分少见，但也不是孤例。比如布达拉宫琍玛拉康收藏的一尊观音像在组合方式上即与尊相同。此外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尊同题材的作品。将这三尊造像放在一起比较，即可明了此拍品的魅力及其价值所在。布达拉宫藏品尺寸较小，造像身下的莲花台座为单层覆莲，以及莲台下的莲枝都显得简略和单薄，底座上虽多了一个供养人，但整体上挺拔、圆融、秀美的气韵远远不及此拍品。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收藏的这尊造像馆方定为清代绿度母铜像，实际上绿度母和相同坐姿的观音菩萨在图像学上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经典上明确记载绿度母为妙龄少女的形象，一般在造像和唐卡上绿度母的女性特征都十分明显，因此将这尊造像定名为绿度母显然是不够准确的。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这尊造像虽下方有菱形底座和叠涩式高台座，整体上显得比较有气势，但是此作品为清代仿帕拉风格作品，其重要性和珍贵程度与这尊拍品相提并论。

　　从此尊造像的外貌特征和艺术特点来看，我们能一窥早期尼藏佛教艺术的风采神韵。首先，此尊造像面部特征虽然被后期彩绘遮盖，但其方圆的脸型、宽广的额部仍然带有尼泊尔造像艺术的特，尤其是五官的位置整体偏下，这一特点在早期尼藏艺术的造像和绘画中表现得为明显，萨迦寺、夏鲁寺都藏有大量实物遗存能够验这一点。至15世纪上半叶，西藏本土艺术开始逐渐显露，这种具异域特的面部表现开始向反映藏民族审美转化，并完成造像本土化的改造；其次，造像主尊所穿袈裟紧贴躯体，仅在衣领、衣袖的边缘铸出连珠纹用以表示袈裟外形，为典型的萨尔纳特式衣纹。此种衣纹样式在南亚地区造像中为常见，后传入西藏，被广泛应用于藏传佛教造像之中，堪称古印度造像与汉地造像的大区别之一。15世纪后，伴随汉藏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藏艺术开始流行，汉地传统层叠衣褶的服饰式样被广泛应用于藏传造像上，萨尔纳特衣纹样式逐渐减少并日趋程式化，此种纯正的萨尔纳特衣纹样式已不多见了；再次，主尊肌体光滑劲健，富有力度，手脚刻画生动细腻，这些特点在国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马拉时期造像中均有发现。此尊造像衣领上的稻叶纹饰也是13-14世纪十分流行的衣领表现方式，14世纪之后，尼藏艺术的装饰化风潮达到顶峰，繁复华丽的卷草纹饰开始取代这种稻叶纹饰成为尼藏佛教艺术的主流。这些艺术特征使我们对这尊造像的时代和风格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将其归属于13世纪尼藏风格造像作品的依据十分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