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品体量高大恢弘，通高达1.5米，气势撼人，身姿为自在观音的经典造型样式，左腿盘坐，右腿自然前伸，脚下踩一朵莲花，稳坐于山石形台座之上，上身挺直，左手抬起，右手拇指、中指轻拈，于胸前结法印，体态匀称，造型优美雍容。
尊像面容端正饱满，双目微合，神态寂静慈祥，亦不失威严，带有男相所特有的俊朗与英气；头戴五叶宝冠，中间装饰有小化佛，是为观音菩萨的标志；耳后饰有宝缯，耳下坠耳铛；头顶高发髻，髻上有摩尼宝珠，余发束辫，披于两肩并向两侧飘动，髪丝刻画精细，富有韵律感。胸前饰伞状连珠式璎珞，佛光宝气，精美异常。上身着双领下垂式天衣，下身着僧裙，裙裾束于腹前，下摆自然下垂，两侧各有一飘带飞扬而起，将织物的柔软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天衣与裙裾边缘均錾刻精美锦地莲花卷草纹饰，工艺极为细致。造像法身胎体颇为厚重，底部磨损处可见铜质精炼，灿若黄金，通体鎏金亦十分厚重，可谓宝光璀璨。以本尊的高大体量及精细做工来看，除由皇室施造并供奉外难有别种可能，或为流通领域品级最高、体量最大的明初观音造像，极为珍罕。
本品原为著名旅日华人收藏家新田栋一先生（1912-2006）旧藏，新田先生中文原名彭楷栋，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新竹，1927至1931年赴日本谋生，其后回台湾开设撞球店。1938年，他在日本与中岛妙子小姐成婚，遂取「新田栋一」之日文名。1939年返台后，他因撞球运动而在台湾总督府广结人脉，开始从事贸易，成立了新田产业株式会社，获利甚丰。1945年日本战败后定居东京经营商业，事业颇为成功。1950年，他开始收藏佛教美术品，并于1952年决意专收佛像，历经多年搜求，藏品蔚为大观。他曾将大量藏品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更三次特为其举办专展，以感念彭楷栋在佛教美术造像收藏上的杰出贡献。其中以1987年举办的首次「金铜佛造像特展」影响最为深远，本品即曾展于其中，并出版于展览图录。
观音的梵文名称为“Avalokitesvara”，意谓“观世”，乃大慈大悲之化身，在中国则称为“观音”或“观世音菩萨”，源自“观察世间音”一说。本尊左腿盘坐、右腿自然舒展前伸的姿态被称为自在观音，也称“水月观音”，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三种化身之一，又名“观自在”菩萨，“观”意指观照，“自在”则指解脱无碍，是最为经典的观音造型之一，在诸多大乘经典，如《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中，都有关于其的记述，可见信仰之广泛。
通常而言，“水月观音”的属汉式观音系统，是本土化的一种观音样式，藏传佛教中并不存在水月观音的名称。关于水月观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唐代画家周舫“妙创水月之体”，该书卷三胜光寺条载:“塔东南院周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并是刘整成色。”按照文中记载，水月观音的样式出自周昉，有圆形头光，而且周围有竹子，描绘的应是紫竹林中的观音。但文献中没有关于周昉创作水月观音的详细记载，也没有提及水月观音的创作依据。这与一般佛教图像不同，水月观音图像既没有相应的造像仪轨，其名称也不见于佛教经典。在水月观音像当中，竹林、山水等优美的背景是画面中常见的组成部分，《华严经》当中关于观音菩萨道场普陀落山优美景象的描述，对于水月观音像的构图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参考作用。事实上，在五代-宋金时期，乃至元代，中国中原地区大乘佛教艺术中，描绘自在观音题材的绘画、雕塑作品亦十分流行。
有学者认为“水月”的命名，和佛教空性的理论有关，是以空为体，以水、月喻万法唯识，喻指性空如影。
有趣的是，在清宫旧藏的印度、尼泊尔早期观音造像中，有不少被定名为水月观音，造像上系有墨笔题签的黄绫布条，通常以汉、满两种文字题写佛像名称，并写明由某某认看和认看时间。以当今的学术研究观点看，此类造像的正确定名应是卡萨帕纳观音，其图像学特征是白色身，一手持莲花，一手施与愿印，游戏坐姿。他在成就法中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还有四位眷属，分别为度母、善财童子、颦眉佛母和马头。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原的水月观音和印度的卡萨帕纳观音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行深般若现自在 观照水月度众生
—明早期铜镀金水月观音像赏析
水月观音是佛教崇奉的一尊著名的观音菩萨，造像题材和形式，出自唐代著名画家周昉（740-800年）的创造。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记载:“（周昉）妙创水月之体”；该书卷三又载曰:“西京（长安）圣光寺……塔东院南，周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并是刘整成色。”这是周昉创作水月观音的两条重要文献记载。因周昉所造观音像与水中之月有关，所以被时人称为水月观音。水月观音由周昉创出后，很快为人们接受和喜爱，晚唐时已广为传播，唐代以后流传不断。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参与了水月观音的创作，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各种形式的大量精美艺术作品。这些水月观音像在秉承传统观音造型的基础上，都融入新的时代审美和艺术元素，各展风采，各具特色，其中明代创作的水月观音像集历代造像之大成，形象更加庄严，造型更加完美，装饰更加华丽，配置更加繁缛别致，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审美情趣和造像艺术风貌。此次北京保利推出的这尊铜镀金水月观音像就是一件明代精美的代表之作。
这尊观音像显现自在姿势和庄严妙相，坐在一个山石形的高台座上。头戴五花冠，正面中央花瓣安小化佛，头顶束发髻，余发编成两条发辫顺垂于两肩；大耳垂肩，耳下坠圆环，耳侧饰有翻卷的缯带。面形宽大，五官端正集中，额部高广，额前可见丝丝毕现的束发，形同波浪一般，此起彼伏；高额之下眉眼对称分布，双眉上扬成倒八字形，双目垂俯如未开的莲苞；鼻梁直挺，鼻翼外张；双唇抿起，唇线分明；下颌鼓凸，双颊饱满。面部刻画精妙绝伦，充分彰显了菩萨端庄、慈祥、高雅、非凡的宗教气质。躯体浑厚，宽肩细腰，明显带有周昉“丰厚为体”的遗韵。上身披天衣及帔帛，胸前挂如意形项圈，项圈下坠莲瓣装饰的圆环及连珠式璎珞，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手腕、手臂和足部戴有钏镯。天衣覆肩及臂，薄轻贴体；帔帛下垂绕过手臂向身体两侧飘落，尾端至小腿处向上翻卷，富于动感；腰带于腹部打结，结头下垂，柔软自然。所有衣纹的表现皆飘逸流畅，刚劲简括，亦颇具周昉“衣裳劲简”“笔法柔丽”的遗风。而衣饰的边缘皆錾刻精美繁缛的花纹，又极大地增添了尊像华丽的美感。左腿横盘于座面，右腿下垂踩莲花，右手举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置左腿处，姿态自在闲适，优雅大方。观音身下是一个巨大的岩石形台座，台座上下宽，中间细，宛如须弥山形；完全模仿山岩的形状和色彩，表面重峦叠嶂，怪石嶙峋，造型生动自然，形象地再现了观音菩萨所在印度补怛洛迦道场的真实情境。
对这尊造像，首先值得注意是它的风格和年代。此像整体风格非常鲜明，具有明代中原地区造像的明显特征。如它的造型样式，为半跏坐姿，左腿横盘，右腿下垂，坐在象征观音道场的岩石形台座上，明显继承了唐代周昉所创水月观音的造型样式，这一造型样式也是中原地区历代传承不变的水月观音形象母本；它的面部宽大平坦，面容端庄，神态安详，体现了明代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审美标准；它的衣纹写实，衣褶流畅自然，衣服边缘錾刻花纹，也是明代造像上习惯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它的胎体厚重，内膛满敷红色泥土，显示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泥范铸造的工艺特点。但仔细观察，它同时又受到了藏传造像艺术尤其是明代宫廷造像的影响，全身多处表现出藏式造像的鲜明特征。如它的躯体及四肢，整体非常规范，结构非常匀称，宽肩细腰，与明代中原造像常见的丰臃的体态完全不同，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艺术造像量度的影响；其衣纹表现虽然仍然采取了中原写实手法，但衣质柔软轻薄，衣纹简洁明快，凸显出体态的优美变化及肌肉的自然起伏，这一点也明显借鉴了藏传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其装饰样式，如双耳所戴的圆形耳环、耳边飘扬的缯带、胸部的连珠式璎珞、手足所配的钏镯等，都与藏式和明代宫廷造像的装饰风范高度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藏两种艺术形式中，中原艺术无疑为其主流，是此像表现的主要目的所在，所以它的整体面貌给人端庄慈祥、娴静温婉的艺术美感，展现出中原地区特有的审美情趣，标显出中原风格造像的明确属性。而藏传艺术明显属于为主体形式服务的他山之石，而事实上它为主体风格发挥了增光添彩的重要作用，使造像的身躯更加丰腴，造型更加端庄，装饰更加华丽，整体表现更加完美大方。正是集合了汉藏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并实现了完美融合，此像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大大超出了当时纯中原造像的艺术水平和表现效果。根据其整体风格特点和高超的雕塑及铸造技艺，此像制作年代应当在明代早期，因为这一时期是明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藏传佛教艺术流行的高峰时期，完全具足此像创作上博采众长的艺术条件；而其产地应当为当时的皇家寺庙，出自皇家工匠之手，因为如此大体量和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绝非一般民间工匠所为，也绝非一般民间寺庙所能供奉。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造型样式。其造型是何来源？又有何佛教意义？这对欣赏这尊造像的艺术之美，深入理解其造型的宗教美学意义具有很大的帮助。自古以来，人们都喜欢水月观音，喜欢其闲适、自在、洒脱的造型姿势，借以满足审美需求，寄托精神追求。但是它的意义远非世俗理解和追求的层面，而具有非常深刻的佛教寓意。首先，它的造型样式并非周昉一时的兴趣所致，而是有着明确的经典依据，其依据为《华严经•入法界品》。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有一段观音说法的描述:“尔时善财童子-----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寻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一般认为这段观音说法场景的描述为周昉提供了创作水月观音的灵感。在早期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出现的几幅水月观音壁画上，水月观音画像周围的山石、花草和修竹等景物布置，就如《华严经》的描绘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图1、图2）。至于其造型的象征意义则十分明确，它象征观音菩萨的大智慧。佛教《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心经》等多部经典都有关于观音菩萨智能的阐扬，其中《法华经》的阐释最为详尽和圆满。该经称观音菩萨具足“六根大圆通智”，意为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能互摄互容、互通互用，圆融无碍，是故观音菩萨又有“圆通大士”的称号；观音菩萨正是具备了这种圆通大智，所以能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遍观十方之音，接应无边众生。而《心经》首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也开宗明义阐明了观音菩萨具备的般若大智及殊胜功德，其中“照见五蕴皆空”所说就是观音菩萨的智慧，“度一切苦厄”所说就是观音菩萨普度众生的功德。在佛教经典和世人眼中，观音菩萨向来以大慈大悲的形象示现于世，殊不知他是通达了般若智慧而入世度众生的大菩萨，通达般若智慧是他济世度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周昉创作的水月观音造型就重在标显观音菩萨智慧的特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为:观音菩萨身处一个巨大的圆光之中，半跏趺坐于高耸的岩石座上，双目俯视下方池水中的月亮。其造型中就有两处象征观音菩萨智慧的特征。一处是周身的圆光，它表征的就是观音菩萨的圆通大智。在早期壁画上水月观音像都有圆光的表现，而浙江金华万佛塔出土的一尊五代铜镀金水月观音像也带有圆光（图3）。再一处是观音下方水中之月，它象征观音智慧所证之理——空性。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也是佛教修行的重要目标，一部六百卷《大般若经》就是佛陀围绕空的思想而展开演说的。佛教认为，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灭、迁流不住的，它们都没有自性，没有自己主宰自己生灭变化的能力，都是因缘所生法。这里的水月就是比喻万法空幻不实，是非常恰当的，它同《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中的六种比喻完全一样，都是非常形象的比喻。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水月在象征空性之理的同时，更在于借此晓谕众生:世间万物皆如水中月一样虚妄不实，不要对其生起妄想执着，正所谓“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只有勘破万法的假象，放下妄想执着，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生解脱。可见，水月的比喻虽然重在显示空性之理，而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众生的救度上，实现观音菩萨慈悲济世的情怀。由此而知，周昉的创作完全遵循了佛教经典的记载和佛教根本思想，所以才有这一流传千古的伟大艺术创作诞生于世。
综上所述可见，这尊水月观音像是一尊明代早期的中原风格造像，它融合了汉藏艺术之优长，造型完美，法相庄严，工艺精湛，体量巨大，气势恢弘，充分展现了明代皇家艺术气象，虽然它晚出周昉首创水月观音像500余年，但从其丰腴的身躯、端严的形象和柔丽的衣纹，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周昉当年造像的遗韵。其美轮美奂艺术表现世间罕有，令人震撼！其深厚的历史、艺术、科学和宗教价值远非一般佛教造像可比！在今年春季拍卖会上，它一定会大放光彩，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艺术和宗教审美体验。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2021年5月14日
造像下部所承山石形台座的设计也尤为独特，同样以精炼黄铜一体铸造，造型取山石层叠之形，上部平坦以安放法身，中间束腰，下部更为宽大，取得了视觉与实用的稳定性。仔细观察还可发现，台座表面特意刻划有许多平行的短线，并敷有一层黑漆状的涂层，当是为了摹拟山石的层次纹理，由此也可见工匠的绝妙巧思。其山石之形除了是对传统水月观音图像中普陀落山道场的表现外，似乎也别有深意。类似山石形纹样可在明初的多种工艺形式中找到参照，如修建于明初的的紫禁城保和殿丹陛上之山石即与此台座颇为接近。同样出自新田先生旧藏的一尊明初大威德明王造像曾于海外上拍，现藏于美国西海岸重要私人博物馆，体量亦颇为高大，明王脚下之山石亦与本品相似，惟该造像表现的是密宗形象，与本品之汉式风格大异其趣，均为明初宫廷造像艺术的代表性作品。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海水山石大炉所绘纹饰可与本品相参照。此外，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有一明初窑址发掘之青花博山炉，断代为正统至天顺，山石堆叠之形与本品颇为一致，可见此式山石纹样必是由官方设计，寓有江山永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