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余佛像拍卖成交记录

　　佛像作为鉴定来说有一个形式和种类，泥塑、石雕等等很多。作为工艺来说，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特点。泥塑、木雕、石雕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佛像的收藏和鉴赏，可从五个方面来认识。

　　认识层面

　　一、佛像收藏有知识方面的意义，可以研究佛家的历史和思想，毕竟是佛教的载体。

　　二、有助于研究古代的历史。通过佛教可以研究古代的历史，古代的历史很多和佛教有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政策的制定都和当时佛教有直接的关系。

　　三、有助于研究古代的雕塑艺术。

　　四、有助于研究古人的审美情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汉地佛教，每个佛教神态都不一样，面貌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不是说衣服，而是面相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一种审美。唐代是以丰腴为美，唐代西安的陶甬就是那样，佛像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审美。其他的时代也是一样。哪个时代以什么样的一种面貌为美，从佛教身上都可以看出来。所以，佛像不只是反映了佛教的神圣性的东西，它是从来没有脱离世间社会的，它是世间人创造的，必须要带着世间的烙印，同时佛教的宗旨是迎合和普度众生，所以必须有世间的方式来引导。这是佛教的特点，必须要引用世间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众生、来说法，这是借鉴世间的形式。

　　藏传佛教有一本书写到，当时请了一个尼泊尔的工匠造像，说我们造什么样的像，赤松德赞说你就挑选吐蕃最美的男的和女的做模特，这肯定不是外来的形象，用一个外来的形象造像，中国人肯定不接受。比如我们去南美看到的耶稣和欧洲的耶稣就不一样，就是这样的道理。佛教就由被动和主动的改变形象和世间的审美保持一致。

　　五、有助于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的情况。

　　六、有助于研究古代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会影响到造像，像明代宫廷造像，西方人对明代永宣造的合金成分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创造，被认为相当于铜器史上的文艺复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过去说宣德炉是红铜，但其实都是黄铜，外面的皮和壳都是做出来的，底子都是黄铜，皮壳是做出来的，这让收藏界的人争论了很多，哪有那么多的红铜，都是黄铜，被人们混淆了。笔者曾经翻书一看，发现史料有那么大的错误，这就是史料传抄过程中的不严谨，前后矛盾。

　　佛教的繁荣昌盛，也推动了佛教艺术走向全面的辉煌。印度中世纪(7－13世纪)是本土铜造像的繁盛时期，南印度朱罗王朝(846－1279年)和东北印度帕拉王朝(750－1150年)分别成为了印度教诸神造像和佛教密宗造像的两大中心。实际上，帕拉王朝可以称为印度密宗的全盛时代。其造像艺术主要传承了笈多时期的造像样式和塑造技法，在经历了8－10世纪两百余年的发展后，在11－12世纪时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讲，帕拉风格造像应是多元文化和艺术融合的形式，具有浓厚的密教彩。帕拉王朝鼎盛时期的造像一般尺寸较小，其主要艺术特点表现为肢体语言，神态活泼而富有神秘感，工艺精湛、刀工技法运用娴熟，具美感。

　　此尊释迦牟尼佛像表现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败魔军、彻悟大道时的庄严法相。佛尊头饰螺发，有高肉髻，髻顶置摩尼宝。面庞方中见圆，额头宽平素洁，五官虽有后人加以彩绘装饰，但仍能看到佛尊面部突出的眼睑，挺括的鼻梁，以及略显肥厚的嘴唇，为今人展现出佛尊禅定悟道时的空灵与圣洁。上身躯体劲健饱满，姿态挺拔，着袒右肩袈裟。袈裟轻薄贴体，将肌体曲线的起伏展露无遗。袈裟尾端敷搭于左肩，仿若流苏，富写实意趣和装饰美感。左手结禅定法印，右手指尖轻触地面，与一系列表现佛尊成道造像和绘画一致。下身着长及脚踝的僧裙，双腿结跏趺坐姿，以甚深禅定的姿态显露佛尊领悟世间解脱之道时的肃穆与庄严。

　　从此尊造像的外貌特征和艺术特点来看，我们能一窥早期尼藏佛教艺术的风采神韵。首先，此尊造像面部特征虽然被后期彩绘遮盖，但其方圆的脸型、宽广的额部仍然带有尼泊尔造像艺术的特，尤其是五官的位置整体偏下，这一特点在早期尼藏艺术的造像和绘画中表现得为明显，萨迦寺、夏鲁寺都藏有大量实物遗存能够验这一点。至15世纪上半叶，西藏本土艺术开始逐渐显露，这种具异域特的面部表现开始向反映藏民族审美转化，并完成造像本土化的改造；其次，造像主尊所穿袈裟紧贴躯体，仅在衣领、衣袖的边缘铸出连珠纹用以表示袈裟外形，为典型的萨尔纳特式衣纹。此种衣纹样式在南亚地区造像中为常见，后传入西藏，被广泛应用于藏传佛教造像之中，堪称古印度造像与汉地造像的大区别之一。15世纪后，伴随汉藏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藏艺术开始流行，汉地传统层叠衣褶的服饰式样被广泛应用于藏传造像上，萨尔纳特衣纹样式逐渐减少并日趋程式化，此种纯正的萨尔纳特衣纹样式已不多见了；再次，主尊肌体光滑劲健，富有力度，手脚刻画生动细腻，这些特点在国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马拉时期造像中均有发现。此尊造像衣领上的稻叶纹饰也是13-14世纪十分流行的衣领表现方式，14世纪之后，尼藏艺术的装饰化风潮达到顶峰，繁复华丽的卷草纹饰开始取代这种稻叶纹饰成为尼藏佛教艺术的主流。这些艺术特征使我们对这尊造像的时代和风格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将其归属于13世纪尼藏风格造像作品的依据十分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