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相比康熙时期，制作工艺和技术都有进步，并且当时清朝造办处已能成功生产国产珐琅料，珐琅料不管从颜还是品种，比康熙时期都很多。所用素胎依然是景德镇御窑厂选送，有时也直接利用宫中的脱胎填白瓷器，以白地彩绘。彩绘图案也比之前了很多，器内器外，从花鸟竹石到山水人物一应俱全，并配有与画意相应的题诗，成为将诗、书、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瓷器风格也更趋优雅。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存世量相对康乾时期要少得多，但是不乏珐琅彩。

　　看胎釉: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烧制的瓷器，由于胎釉成分的烧制条件不同，烧成的器物，其质地与釉各不相同。因此，细致地观察胎体和釉面，亦为判断年代、识别真伪的重要环节。例如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和灰褐，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高，其釉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当时采用洒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再以明清两代瓷器为例，明朝永乐、宣德时，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釉白腻、釉面肥润，隐现桔皮状的凹凸感，仔细观察，釉中可见大小不等的釉泡;而明朝末年生产的青花瓷，釉迥然不同，薄而清亮，不可同日而语。明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而清康熙、雍正的仿宣德瓷器，却无此特征。此外，明朝胎体瓷泥陶炼的纯净度及烧结密度则远逊于清朝。如清代康熙瓷器胎质清纯、细腻、坚硬，居明清两代之首，有“似玉”之誉，而且与各代同一器皿相比，其胎体重。

　　雍正时期珐琅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在原料工艺上突破，康熙年间的珐琅原料由外国，价格昂贵且供应不了珐琅器的制作量。在此问题上，雍正六年命怡亲王完成珐琅材料的国产化，同年获得成功，此期间的产品既有外国材料也有本土炼制材料，在此期间制造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的珐琅。雍正的这一创举为珐琅的真正国产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为乾隆时期珐琅的繁荣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艺术水平总的来说要逊于雍正时期，这或许与宫廷珐琅作内人员更替和缺乏有关。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学烧珐琅。钦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人张维奇情愿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银粮，每月工食银五两，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嵛、员外郎三音保准行。记此”。这两则资料说明，乾隆元年造办处珐琅作即因缺人而进新人。

　　再者现在的拍卖公司，没有几家是在真正搞拍卖的，绝大部分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他们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说能拍，来者不拒，无非就是骗取鉴定费和拍卖费用。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只是走过场，根本拍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