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鉴定+V:HBSB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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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尊明宣德金刚手菩萨铜鎏金造像高26cm,于2021年5月21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落锤，成交价977.5万人民币。为史上此类佛像成交最高价排名第一。

　　造像头戴弯月形宝冠，束发高髻，发丝清晰，顶饰摩尼宝珠。耳上扇形冠结横出，耳际处宝缯呈U形上扬，两绺余发披搭双肩。耳珰上部为圆形，中心为八瓣花形式，下部有花叶，制作工艺精细。面庞饱满，白毫凸显，眉眼细长，鼻直而适中。唇部线条写实，双唇微微抿起，嘴窝凹陷，表情呈和悦之相。

　　身材匀称，胸部高挺，腰部收束，腹部线条十分柔软。身着菩萨装，两肩帔帛绕臂翻卷之后自然垂落。衣纹呈三层皱褶，写实而富于变化，显得自然流畅，是明代宫廷造像的惯用手法。四肢佩戴钏镯，胸前饰珠宝璎珞，极为华贵。

　　菩萨跏趺端坐，左手结期克印，右手擎金刚杵，为金刚手菩萨的重要标识。束腰式仰覆莲座造型高大，上下沿各饰连珠纹一周，座面镌刻“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没有采用当时汉地传统的倒书格式，是为顺应藏族民众从左至右的读写习惯。莲瓣宽大饱满，饰三朵卷云纹，对称分布。

　　原封底，封底盖上刻有精美的十字金刚杵图案，周边可见均匀分布的剁刺和封护时所用的朱砂。整尊造像造型生动，姿态优美大方，铸造及工艺技法精湛，艺术风格成熟，金色饱满悦目。不论在艺术风格、形象特征，还是在图像模式和表现手法上，皆展现出一种创新性的样式，同时也展现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的精致与典雅，为明宣德宫廷御用监佛作作品，存世稀有，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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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尊金刚手菩萨像是乾隆时期同题材造像传世品中目前所见最大的一尊，且品相上佳，十分难得。乾隆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以小型像为主，尺寸在30cm以上的佛像都很少，此像高60cm，极为罕见。2016年拍出770.5万人民币位列第二。

　　此像明显具有乾隆宫廷造像的工艺特征，这种宫廷标准样式反映在其整体气质与精妙的细节刻画中。该像的眉毛与头发如火焰般燃烧，三目怒视前方，张嘴呲牙，忿怒情态表现得十分生动。左手于胸前结期克印，右手高举五股金刚杵，呈左展姿立于莲座上，整体强调动态之美，丰富的肢体动作强化了忿怒情态的表现力。造像多处细节刻画得十分传神，比如头发中与胸前的长蛇、腰部的虎皮，均表现得栩栩如生。飘扬的帔帛增加了造像的动势，细密的连珠式璎珞、钏镯提升了造像的华贵之感。莲座庄重大气，双层覆莲瓣素面，工整精致，瓣尖略上翘。莲座下缘微微鼓出，为乾隆宫廷造像的典型样式。

　　此尊金刚手形象端庄挺拔，线条流畅精准，做工细致，打磨光滑，比同时期藏地造像更为精细，具有蒙、藏、汉等多种艺术因素。鎏金色泽中黄偏冷，为典型的乾隆时期工艺特征。该像的整体造型工艺特点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所藏铜鎏金金刚手基本一致，是一尊难得的乾隆宫廷造像珍品。

　　此像以标准的乾隆宫廷黄铜铸造，铜质冶炼精致细密，灿若黄金，造像器壁厚实严谨，触手感觉生硬干脆，分量沉重，彰显尊贵的宫廷气派。乾隆时期，由于国力强盛和皇室对佛像的崇奉，这时期的佛像用材考究，不惜工本，所以上手十分沉重，若用金属敲击，发声清脆悦耳，俨如铜铃。

　　TOP3

　　本尊明永乐金刚手菩萨坐像法相宁静安详，殊异于常见忿怒相造型。高21cm，坐像束发高髻，头戴五叶宝冠，双肩垂落两束余发，发丝间绀青余迹依稀可见。身披璎珞，帛带绕肩而垂，如丝绸般流畅；其右手上举，手持金刚杵，此为金刚手菩萨之标准特征，左手置前胸，拇指抵中指；菩萨下身着裙，结迦趺坐于束腰莲座，正面中央以楷书錾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结体清晰隽秀。莲花瓣修长饱满，瓣尖上翘，上下边缘饰以连珠纹，封底錾刻十字金刚杵，垛口残余朱砂之赤色。整体造型圆融饱满，典雅端庄，肢体细节精湛，呈经典永乐时期汉藏交融之宫廷造型风格。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曾记录西藏寺院收藏五十四尊永乐年施造像，录于专著《西藏佛教雕塑》，（香港，2001年，卷2，页1237-91），多存于西藏布达拉宫。元代朝廷与西藏关系密切，崇藏传佛教。永乐皇帝在位之时，朝廷对西藏政要及寺院恩遇有加，大赐国礼，使此类珍品传入西藏并得以善存。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御用监“佛作”制作的汉藏风格造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艺术、工艺和宗教价值。在藏传佛像艺术体系中，无疑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总结

　　在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明代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以永乐和宣德两朝的造像为明代宫廷的造像典范。永宣宫廷造像不仅做工精细，风格成熟、统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宫廷造像”这一称谓始于元代的“西天梵像”。元世祖忽必烈笃信藏传佛教，将其提到了“国教”的地位，在工部的“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特设“梵像提举司”、“出蜡局提举司”与”将作院”下的“佛像提举司”共同成为制作佛像的组织,“西天梵像”的名称就是由“梵像提举司”而来。

　　这个佛像制作组织由尼泊尔人阿尼哥统领，造像风格兼具尼泊尔和西藏两地的审美情趣，也称为“尼泊尔—西藏”风格，这种造像由宫廷组织制作，受到皇家审美情趣影响，因此我们称之为宫廷造像。尽管元代宫廷造像的主流是“尼藏风格”，但部分元代的宫廷造像已经开始凸显出了汉地艺术的特色，比如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上的元代遗存雕塑中典型汉地风格的线条运用及汉化的天王、协侍，都是早期汉藏风格结合的见证。

　　明代宫廷造像是在“西天梵像”的风格上，以尼泊尔、西藏造像元素为蓝本，吸收汉地传统表现手法，独出心裁地进行变革，在力求符合佛法原旨和仪轨的同时，构样翻新地创造出了具有“汉藏风格”的永宣宫廷造像。明成祖朱棣采用了“多封众建”的政策来治藏。他大量分封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平衡西藏的地方势力。在众多僧俗领袖来朝领封时，皇家会施予他们丰厚的封赏物。

　　这些封赏物中，除了常见的黄金、珠宝、织物、茶叶外，还有大量的佛教造像、法器和经书。永宣造像就是特指这些以“施”的方式，赏赐给藏传佛教地区领袖的造像。所以我们看永宣造像款识多是用的“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字样。此字体隽秀，布局工整。其中“德”字里“心”字上少一横的写法，与明代官窑瓷器款识相同，应是宫廷器物书写的一种标准体例。

　　明代永宣宫廷制作的金刚手菩萨造像不同于藏传佛教中常见的金刚手菩萨立像或忿怒相的样式，而以坐姿的寂静相表现，十分耐人深思。宣德时期台座上的莲瓣变得更加宽大，莲瓣尖端的卷草纹表现也更为繁缛，装饰性更强。这些变化都与尼泊尔的艺术风格渐行渐远，更多地体现了汉地的传统审美情趣。这也是明代宫廷造像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除此之外，宣德造像风格的转变，或与宣德帝朱瞻基本人的审美情趣有关。众所周知，朱瞻基在为君的同时也是一位负有盛名的艺术家，他本人流传于世的诗、书、画作品的备受推崇。而帝王的审美对于宫廷作品的风格必然会产生影响，这也是宣德汉化风格加深的一个主要原因。

　　清代前期的宫廷造像既延续和保持了藏传佛教艺术重视造像仪轨和量度的特点，又受到了内地传统艺术和时代审美观念、工艺技术的影响，形成了造型规范、工艺精细、手法写实的新风貌，创造了继永宣之后内地造像的又一高峰。

　　在清朝诸帝中，对藏传佛教的信奉尤以乾隆皇帝为最，他不仅以章嘉·若必多吉为师听受佛法、接受灌顶，还在皇宫中建雨花阁，供设坛城和密宗神像，作为自己修持密法的专用场所。乾隆陵寝的地宫中，门上刻藏传佛像，四壁刻满藏文经咒，以求藏传佛教护佑其来世及子孙。

　　据记载，清宫内从花园到寝宫遍布佛殿佛堂，总计有近五十处之多。紫禁城之外，北京雍和宫、承德外八庙，以及著名的“三山五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处，供奉着藏传佛教庞大教义体系中的众多尊神，数以万计的藏传金铜佛像，形形色色蔚为大观。当时在承德和北京建有满族僧人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皇帝命章嘉·若必多吉等人主持，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译成满文，乾隆帝亲自审阅核定，并刻版印行。

　　由于皇室的法事活动非常多，清朝皇宫中制造藏传佛像的工艺也很发达。乾隆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以小型像为主，采用失蜡法，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及章嘉等大喇嘛画纸样，再拨蜡样，后交造办处铸造，重要的造像每道工序都要“恭呈御览”，反复修改。当时的宫廷造像匠师不仅有汉族人，还有蒙古、西藏及尼泊尔人，多种艺术因素交融，创作出乾隆宫廷风格造像。在延续永宣宫廷造像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华丽而具宏阔气度的造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