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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陕西关中地区，因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比较多，金石学也比较发达，也出现了许多金石学家。明末清初的华州人郭宗昌，就是其中一位。

　　郭宗昌博雅好古，善于鉴别金石，并致力于搜辑研究古代铜器款识与碑铭石刻文字。他在金石学上的研究成果，编入《金石史》一书中，在古代金石学领域有一定地位，清代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也将《金石史》收录其中。

　　郭宗昌的《金石史》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明末清初时，正是其发展的重要节点，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的应运而生，使他成为金石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人物。许多文人学者对其有很高评价。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王弘撰、诗人钱谦益，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等，都对郭宗昌推崇有加。王弘撰为郭宗昌的《金石史》作序，认为 “三代以来，金石文之言，蒐考博而鉴定精，词复蕴藉尔雅，关西好古者未能或之先也。”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写道:“华州郭胤伯（宗昌），博雅好古，善鉴别书画金石，篆刻分法，为当时第一。所撰《金石史》，与赵崡赵孝廉（紫崡）《石墨镌华》并行于世。”民国迄今，金石学研究，亦多有研究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的论文。

　　家世生平

　　郭宗昌字胤伯（为避雍正讳后人又写作允伯、嗣伯），华州甘泉里（在今渭南市华州区城区东北部）人。他生于明万历初年，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从有关资料推断，他去世时，应享年60多岁。

　　他出身于书香官宦之家，其祖父郭岫，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曾授江都主簿。其父亲郭性之，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山西按察司佥事、山西省右参议、山东省右参政，官至河南左布政使。郭性之著有《抱瓮丈人稿》一书。

　　郭性之有子四人，郭宗昌是他最小的儿子。郭宗昌的长兄郭宗周，能诗善文，精于书法，著有《高闲斋诗草》。郭宗昌的二兄郭宗仪，“诸史百家，无不综览，尤精《左传》。”（《续华州志•郭宗仪传》）著有《四仲礼考》。郭宗昌的三兄郭宗振，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历任河南孟县知县、安徽寿州知州、刑部郎中、钦差四川恤刑等职。著有《葱玉堂杂记》。

　　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郭宗昌从小就聪颖好学，读书刻苦。7岁时就有大人风度，不屑与同龄儿童嬉戏，磨砖块为碑，刻字摹拓，得晋人笔法，其父大为惊讶。12岁出外就学，18岁补为弟子员。他博览经史及秦汉诸名家著作，为文效法《左传》《国语》《史记》的风格。以后10次参加举人考试（3年一次），却屡屡不中。明崇祯九年（1636），朝廷征召未仕的读书人为官。年近半百的郭宗昌赴京等候数年，只得一候补小京官，他不屑就任，回家归隐，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笃志金石

　　借助关中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郭宗昌终其一生都在访碑搜帖，辑录印谱，收藏金石，并对其鉴别、研究。

　　郭宗昌的金石收藏，据他在《华山庙碑》的题跋中说:他收藏的金石古文，虽不及宋朝的欧阳修、赵明诚，但“癖结膏肓自谓过之。”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钱谦益，在一首诗中称赞郭宗昌的古物收藏是:“关中郭髯最好古，十年收讨盈箧箱。”他的“忘年交”王弘撰在《山志》中，指郭宗昌“好收藏古印，积五十余年，共得一千三百方。”他的金石学研究，即在此基础上进行，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石史》和《松谈阁印史》两部专著中。

　　《金石史》共分两卷，对周朝至唐朝的50多种石刻金文进行分析考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此书著录之金石，多来自郭宗昌收藏的金石之文，及经过作者访碑实地勘察所得来的。《金石史》首开金石学中书法一派，为后代金石学著作广为引用，其观点和考证对后世影响很大。

　　《松谈阁印史》是一部古玺印的汇编，共五卷，以四声编次，每枚印下有释文及考订。此书所著录的玺印都是来自郭宗昌的收藏。

　　《松谈阁印史》

　　清《续华州志•郭宗昌传》记他的著作，除上述两种外，还有《松谈阁稿》《涉园杂著》《笔史》《二戎记》《六斋疏》等，惜大都失传。

　　书法诗文

　　郭宗昌不但是金石学家，书法也名重一时。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王弘撰称赞郭宗昌的书法是:“四体各臻其妙。”清初杰出的诗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云:“华州郭宗昌……篆刻书法，为当时第一。”《续华州志》记“公隶书，且工楷，四方求书者攟集，应接不暇。”但他真正保存下来的墨迹却很少，仅见其在《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后的题跋的楷书、王弘撰所藏《汉曹全碑初拓未断本题签》的行书，隶书有保存在西岳庙内的《太华山记石幢》和《寇平祭告碑》。篆书真迹以前没有发现，但2004年，在华州区出土了郭宗昌二兄郭宗仪的棺椁，上面有篆书题字，应该是郭宗昌所书。

　　郭宗昌的墨迹

　　除了上述几部专著，郭宗昌的诗文多散佚，我们只在清康熙《续华州志》中找到几篇。其一是卷一之《山川考》中的《白崖湖记》，其二是卷一之《山川考》中的《沚园藏书》。其三是卷一之《建置志宫室考》中的《沚园记》。其四是卷二之《古今诗文集》中的《白崖湖歌》。其五是卷二之《古今诗文集》中的《沚园孤石》诗。

　　华山庙碑

　　《华山庙碑》，是东汉隶书碑刻，原立于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此碑碑文乃记述帝王修封禅，祭天地事。此碑书法于整饬端严中饶有变化，为学汉隶者所重。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

　　原碑拓本有四本传世，即“四明本”、“长垣本”、“华阴本” “顺德本”。惜“长垣本”已外流日本，顺德本因毁两页,被认为是“半本”。华阴本，也称“关中本”，明朝时藏于华州东肇商（云驹）、东荫商（云雏）兄弟的墨庄楼。天启元年（1621）东肇商赠与郭宗昌。郭宗昌的家僮惠灵偃、史明，善装潢，于明天启四年（1624）重新装裱。郭宗昌死后，此拓本归于华阴王弘撰。清康熙八年（1669），王弘撰携此本到北京，为更多的人所知，因后人称其为“华阴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本传拓最精，字口爽利，字神毕露。明清两代名人题跋最多，有郭宗昌、王弘撰、王铎、梁章钜、阮元等跋38段，张岳崧、王瓘、徐世昌等观款43段，并“郭氏胤伯”、“王山史啸月楼图书”、“苏斋”、“子贞”、“陶斋十宝之一”等藏印148方。此册还配有桦梨木面和红木匣，木面及木匣的四围刻满了著名金石家的题名，倍显珍贵。

　　郭宗昌的墨迹

　　《华山庙碑》的书者是谁，历来颇存争议，郭宗昌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真正的书丹者应是郭香察。在《金石史》一书中称此碑“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他对此碑的研究成果，在那时和当代，都颇受金石学界的重视。

　　挚友交往

　　郭宗昌的交游十分广泛，多是金石研究者、爱好者，遍布省内外。在华州，因共同爱好，也因是同乡，他与刘泽溥、东氏兄弟等人，亦交往密切。

　　刘泽溥，明末清初华州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顺治十二年（1655）任亳州知州。刘泽溥在《金石史原序》中说:“先生生与予父同龄，忘年友余，谊最笃，把酒论文，常继日夜。”明朝灭亡后，二人“同患相恤，接见尤密，即豺狼冰雪不为阻。”清顺治九年（1652），郭宗昌去世，刘泽溥“闻先生殁，痛哭数日夜。归吊于家，哭于墓。”顺治十一年（1654），他见到郭宗昌的重要著作《金石史》的稿本，立即抄写手录，再经郭宗昌另一友人王弘撰的努力，予以刊行，使这一部金石学的扛鼎之作，得以流传至今。

　　东氏兄弟，即华州人东肇商、东荫商。东肇商，字云驹，华州诸生。东荫商，字云雏，明朝崇祯九年（1636）举人。东氏兄弟的祖父东棐，明嘉靖二十八年（1539）举人，曾任确山知县，他也是郭宗昌的外祖父。两家是姻亲，郭宗昌与东肇商、东荫商兄弟又有共同的志趣爱好，遂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搜访金石，鉴赏书画。郭宗昌、东氏兄弟与华州的王承祐、王承之、郭思、郭畹、郭蕃等人组成诗社，名南玼社，吟诗作歌，并编有《南玼社诗草》一书。

　　郭宗昌与陕西华阴人、清代著名学者王弘撰，亦有密切交往。王弘撰（1622～1702），字修文，亦字无异，号山史，王弘撰一生无意仕途，潜心治学。文章之外，也精通金石学，善鉴别书法名画和金石文。他年龄比郭宗昌小，应是两代人，但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二人成为忘年交，亦师亦友。二人居住地相距七十里，时时过从。王弘撰在《金石史》序中写道,郭宗昌很喜欢王弘撰，王弘撰来拜访，则招东荫商、刘泽溥一起共坐城南竹林中，“把酒谈心，往往达旦不休。”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华州、华阴，他们相约潜藏于深山中，躲避战乱。郭宗昌去世后，王弘撰非常悲痛，“每忆及不禁泫然涕之泪沾襟也。”他从他们的共同友人刘泽溥处见到《金石史》的手抄本，即于清康熙二年（1663）赴南京将其刻印成书。

　　郭宗昌与明末清初文坛领袖、江南苏州人钱谦益也有交往。钱谦益既是官员，又能诗善文，还是史学家、收藏家。郭宗昌于明朝崇祯年间到北京，等候征辟。期间，结识了钱谦益等诸名流，他们“结社都门，朝夕倡和。”（《续华州志•郭宗昌传》）。钱谦益很赏识郭的才华，在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里，收有四篇为郭胤伯所作的诗，将郭宗昌比作东汉时期名士郭泰，称赞郭宗昌的《松谈阁印史》一书:“郭君此书精且良，曷不首勒玉玺图。”

　　华州遗迹

　　郭宗昌去世三百多年了，除几部专著留存至今外，他在华州的遗迹尚有保留。

　　北宋熙宁五年（1072）华州的少华山崩，在今柳枝镇张桥村的半截山下，形成了一个颇大的湖泊，即移山潭，湖光山色，潭边多巨石，其中一石上后长出一棵柏树，人称“石抱柏”，石上有明清时的摩崖石刻数则。郭宗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到此游览了水势浩大的移山潭，更其名为白崖湖，撰文《白崖湖记》，并刻在此石上。民国时移山潭干涸，但此石及石刻文字至今犹在。

　　“石抱柏”上的《白崖湖记》

　　郭宗昌的学术研究与著述，主要是在私家园林“沚园”中进行。沚园位于移山谭北。移山潭的水向北，或溢流，或伏流，在今柳枝镇骞家窑村以西，形成了很大一片水面。明朝时统称此为“莲花池”，其中有几处高凸地面的区隔，形成了数个湖池。当时，这一带的风光是:半截山崩塌下的乱石遍地，水泊池塘穿插其间，湖水泱泱，鱼莲相生，水光山色，风光别具。郭宗昌于明末所建的“沚园”，就在这水泊沚渚之中。从他写的《沚园记》一文看，沚园风光以湖为主，湖可行舟，建有楼馆台榭。园中一水盈盈，莲叶田田，藻荇菱芡遍布水中，还有乱石纵横，竹木荫荫，鸥鹜鹳鹤，翔飞其间，颇有江南园林之韵。清初，沚园的主人换成了郭宗昌的好友刘泽溥。刘家园林后荒废，人称其遗址为“刘家潭”。

　　郭宗昌园林——沚园遗迹，今日刘家潭

　　刘家潭的主要水源地移山潭从清末起，水势渐小，直至退成沼泽，民国时干涸。而刘家潭及其附近的湖池水面也逐渐萎缩，但因地势低凹，又有地下水补充，虽然水势风景大不如前，但仍有数百亩水面。20世纪90年代始，这里多辟为莲池与鱼塘，依旧保留的水乡余韵，还唤起人们对“沚园”昔日辉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