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鉴定+V:HBSB1826

　　「人死后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孩子、一本书、一幅画、一座房子、一道墙、所造的一双鞋子，或所栽种的花园。你手触碰过什么东西，死后你的灵魂就有地方可去，人家看到你种的那棵树或那盆花，就知道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并不重要……只要你把手拿开以后，碰过的东西就会从原来的样子，变成像你的东西。」

　　雷・布莱伯利这关番话，看似与中国文化和历史毫不相干，但仔细寻思，他的想法与中国人鉴赏书画的方式其实颇有共通之处。历代文人藏家在经手的书画题字钤印，让它承载的内容不断延伸，藏家留下的印迹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不论是如布莱伯利所言的「灵魂」，还是无以名状的生活气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艺术品是超越物质的升华，而不止是一件用纸笔印石制造出来的作品。

　　清康熙至雍正初年 / 乾隆 乾隆帝御宝太狮少狮钮寿山石玺 印文:乾隆御览之宝

　　以此御玺为例，寿山石质，印面刻「乾隆御览之宝」六字，为乾隆皇帝御用之印，重量甚足。此宝钤盖在一幅又一幅的名家书画上，積年累月，玺文已略有摩损。而御玺在无数丹青留下的朱红印记，犹如飞鸿踏雪，随书画辗转流传于世。

　　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都北京後第四任君主，玺上「乾隆御览之宝」六字点明他热爱收藏，更坐拥数量庞大的藏品。他下令汇编的书画目录，不单记载内府收藏的大量历代书画名迹以兹记录，更藉此彰显皇权，标榜道统。内府所储珍品堪称宏富，计有数万件之多，涵盖诗、书、画、工艺品，全为皇帝的个人收藏。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喜好往往塑造了当朝文人审美鉴赏的风气，这个传统直至十八世纪仍维系不坠。那么乾隆皇帝拥有的天下珍宝中，他属意哪一件，藉以向后世展示个人品味呢？

　　此御玺由供职于康雍两朝的艺匠精制，乾隆皇帝于1735年登基后，以此标记御览过的皇家珍藏。清代末年，御玺从供奉历代清帝的寿皇殿杳然消失，一个多世纪后才重见天日。这方鉴藏御玺消失多时，所钤盖过的书画是宝玺唯一的存在证明，而得此玺钤盖的画作无不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为人推崇的作品: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被誉为中国山水画巅峰巨制；《早春图》是郭熙的扛鼎之作；《千里江山图》是传奇少年画师王希孟唯一传世的作品。

　　想到这些经御玺钤盖的北宋丹青，很容易忘记乾隆皇帝的收藏口味其实并不限于经典名迹。当时，画风新颖的作品也获入选于内府，冷枚绘《高士赏梅图》就是一例。为何要以这幅画说明呢？

　　众所周知，中国画源于自然，画者将所见所游的自然风景内化于心，才呈现于纸绢上，以物寄情——多画山水、树石、花乌，少对实物写真。因此，人物和静物一类画材自然不如山水画受欢迎。及至清代，宫廷人物画有长足发展，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在中国传统画法及西洋透视法和人体概念中各取其长。如此多样化的视觉语言能融为一体，可见满清皇朝正值国力鼎盛，在文化方面亦展现出从容自信。

　　冷枚供职画院，历经康雍干三朝，人物画精工细作，深得乾隆赏识，研究冷枚的作品有助了解清初人物画趋于成熟的发展。

　　冷枚的《高士赏梅图》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鉴藏御玺钤印在画心上方。此作以一株曲折灵动的梅树作背景，树下有一高士，侍童为他打伞挡雪，另一男童则献上折枝梅花。人物面部以传统「三白法」分染，再施以明暗渲染，塑造立体感。此作让乾隆皇帝充满遐想，乾隆元年（1736）他将想象化为诗句，题于诗堂上。他将画中高士想象成隐逸诗人林逋（967-1028），林逋淡泊名利，终日与诗书相伴，以植梅养鹤为乐。乾隆皇帝能联想到林逋的典故，足证他深受汉文化熏陶。

　　这当中最值得细想的是，乾隆皇帝印证了艺术能一直创作下去，作品本身也可以任人诠释。他不单钤上私人藏印，还为冷枚的杰作赋予新的意义和面向。如此看来，再回看篇首提出的鉴藏概念，果真谁接触过什么东西，「在把手拿开以后」，后人定能从中看出前人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