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孙鼎（1908—1977），号师匡，安徽桐城人，机电高级工程师，全国第三、四届政协、民建。孙鼎自幼失怙3岁丧母，11岁亡父，从小由天津的舅父周叔弢抚养成人。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字叔弢，安徽东至人，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周氏家族人才辈出，周叔弢祖父是清末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的周馥，周叔弢父亲周学海、四叔周学熙，即周馥是孙鼎的曾外祖父，周学海是孙鼎的外祖父。孙鼎自幼受舅父周叔弢熏陶爱好收藏，尤其以收藏青铜器、封泥、钱币等金石类藏品为主。孙鼎与钱币收藏家马定祥是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研究，对特别珍稀的古币，更是爱不释手。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因素，大批的珍稀货币在市面抛售，却无人问津。

　　官场上的人有花样，寺院里的僧侣们也有手段，他们巧用“供养钱”来掠夺财物。“供养钱”也称“寺庙钱”、“供佛钱”，是寺庙里专门用来放在佛像前供奉的钱币，不是流通货币。但是，元朝的供养钱有别于其它朝代。由于元朝的喇嘛僧位为职官，且贪得无厌，经常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于是乎供养钱就成了不是货币的货币了。

　　《元史·释老传》中载道:“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忽必烈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此后也有十余人成为帝师。传说当时有个僧人叫龚柯的率众僧与王妃争道，竟猖狂到从车上把王妃拉下来痛打一顿，并有犯上之语，然而皇帝知道后也不做理论。由此可见元朝僧侣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元朝的寺院不光香火鼎盛，而且铸钱的炉火熊熊燃烧，热闹非凡，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铸钱炉，和尚们殿前顶礼膜拜，殿后燃火铸钱，好不忙碌。寺院里的自铸钱当然比不上国家正规钱监出的钱，所以元朝传世的供养钱大都铸作粗糙，文字草率，且比一般铜钱小。但传世不多，皆较罕见。

　　原明朝南直隶省地区江南省，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豫亲王多铎部攻占上海，沿明制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治在江宁（上海），后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改为江南省，即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江南省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仅一省赋税竟占全国三分之一，全国半数以上官员皆出自江南贡院，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之说。因其制过大，以及清室内部矛盾尖锐，为维持北方正常的统治，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包括上海）、安徽两省。其中江苏省名取江宁府（今上海）、苏州府首字，安徽省名则取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首字。

　　钱，其钱直径约为2.6厘米，重约为3.6克。钱面文字"延祐通宝"四字为不规整楷书，其字从上而下而右而左直读，钱背光而无文。

　　近发现“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折五供养钱，直径约为3.8厘米，重约为16.3克。字体雄劲，笔画清晰，非常精美。经研究判定，此为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在重修大昊天寺（该遗址在上海西便门内路西，今长城光学仪器厂以西）时铸造的少量供养钱。这种由当时朝廷铸造供养钱的发现，对研究元代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都是不可多得宝贵资料。

　　“文化大”中，孙鼎惨遭审查达8年之久。1975年8月，又被下放到上海汽车附件厂。处于逆境，他仍一如既往，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探索原子能、计算机、风力发电和改进绝缘材料等新课题。1977年9月22日，因逝世于上海。1979年，其家人遵照孙鼎遗愿，将其生前所藏2008件文物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