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随着商品的出现，商品价值的观念就已经产生了。从那时起，一切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试图定义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经济学说史上，从没有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定义获得过广泛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定义收藏品的价值显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不过，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收藏品的价值还是大有裨益的。

　　意大利经济学家斐迪南·加利阿尼在《货币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效用和稀缺性价值原理。加利阿尼认为，“价值是观念的东西，不过我们的观念本身具有公正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是以需求和享乐，即以人的内在结构为基础的。”从需求和享乐的观点出发，加利阿尼提出并系统发挥了他的效用和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一种比例。它由‘效用’和‘稀缺性’按比例构成……空气和水是对人类生活极为有用的要素，然而它们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具有稀缺性。另一方面，来自日本海岸的一袋沙石可以说是稀少之物，然而，看来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用途，所以它们也不会有价值。”把效用和稀缺性看作是价值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在经济学说史上还是第一次。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物品要有价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效用；二是在它的获得上存在若干困难。值得注意的是，穆勒在将各种物品划分为不同类型时，将收藏品专门划分为一类，即“供给绝对有限，而且不能再生产的东西，如古玩字画等”。

　　由此可见，对于收藏品的价值而言，“稀缺性”和“效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稀缺性是指欲望超过了能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的普遍状态。“物以稀为贵”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就将稀缺性与价值的关系非常明了地联系在了一起。

　　读者或许不难理解稀缺性的含义，那么，什么是效用呢？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指出:“效用即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对“效用”的解释则详细得多。他认为，“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所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质的痛苦和愉快的感觉，是由无数成因所引起、所变更，是时刻在变化的。”换句话说，他所说的效用指的是主观的感受。一般说来，可以把效用理解为某个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劳务中所得到的好处或满足。由此可见，效用是一个相对的、主观的、难以准确衡量的概念。

　　一般而言，影响收藏品价值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质的因素，如收藏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美学价值等；第二类是量的因素，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流通量、出世量和存世量。在收藏界中，经常使用的是“存世量”这一概念，然而，严格来说，用存世量来衡量收藏品的价值大小是不科学的。因为从理论上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存世量是无法确切知道的。在这里，有必要将流通量、出世量和存世量这三个概念进行一番比较，以便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收藏品价值的影响。流通量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某种收藏品在收藏品市场上流通交易的数量；出世量是指已经被人们发现的某种收藏品的数量。很显然，已经被人们发现的收藏品并不一定会在收藏品市场上流通，因此，出世量不同于流通量；存世量是指某种收藏品尚存于世的所有数量。存世量既包括已经为人们所知的收藏品数量，又包括尚未为人们所知，但确实存在于世，而且可能在将来为人们所知的收藏品数量。存世量又可被划分为市场流通量与非市场流通量（非市场流通量包括被收藏者购藏而暂时退出市场流通的收藏品数量、尚未发现但客观存在的收藏品数量，等等）。市场流通量与非市场流通量一直处于相互转化的动态运动之中，与价格直接联系的是市场流通量。人们对存世量的感知也是通过市场流通量间接反映的。但是，市场流通量对于存世量而言并没有准确的代表性。原因很多，例如，一些纯粹的收藏者手中的收藏品是很难进入市场流通的。由此可见，市场流通量对存世量的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市场流通量在存世量中所占的权重:权重越小，市场流通量越接近存世量；权重越大，市场流通量与存世量的偏差就越大。直观地表明了流通量、出世量和存世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流通量、出世量与存世量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确相互转化之中的。随着某种收藏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收藏品流入收藏品市场，这是出世量中流通量的增加。随着考古活动的进行，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某种收藏品被发现，这时，这种收藏品的出世量或流通量就会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时世变迁，某种收藏品的存世量又会不断减少。总之，与收藏品价值的关系更密切的应该是其流通量和出世量，而不是不可捉摸、难以确定所谓的存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