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凡（1888-1961），名堃，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子，斋名希平草庐。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是将国画艺术和诗、书、画、印运用到陶瓷装饰上的杰出代表，其传世的近千幅艺术作品，充分体现了以诗入画，以画孕诗，诗画结合的艺术风貌。如果说他早年的作品用画笔向人们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那么他中年的作品就是传达一种禅意，晚年的作品则表达了一种精神境界。

　　本品尺幅恢宏可观，胎釉精良雅洁，正面精绘《福寿无疆进宝图》，画中双松虬枝蟠曲，苍翠茂密，红蝠数只翩翩飞舞，自远而来，树下三仙正接受敬贺。福星搂抱婴童而立，禄星居中，持如意，挽玉带，身著红袍不以墨线勾勒，只作洗染，敷色细腻。老寿星鬓须银白，体态雍容，一手托蟠桃，一手执仙杖，笑容可掬。后立一持扇侍女，发髻高挽，面庞娟秀，朱唇点点，气质娇柔纤弱。但见黑袍财神俯身敬献元宝，虔诚之意溢于脸上，文曲星冠撷牡丹，手执桂花，伫立在旁注视三星。一旁山石叠翠，灵芝献瑞，整幅画意吉庆祥瑞，寄寓富贵长寿、名利双收之意，左上方墨彩题“福寿无疆，时在己卯孟春月之中澣，黟山樵子大凡王堃画于昌江客次。”后钤红彩阳文“堃”、“大凡”双联篆章。己卯，为民国28年，西元1939年。

　　本品设色妍丽，画笔优美，凝聚王大凡彩绘人物的最主要艺术特点:

　　一、人物脸部采用西洋画“色彩透视”技法来表现光线的明暗，人物形象骨骼鲜明，肌肤丰满，富有层次和立体感。如此绘画人物面貌的方法，在当时景德镇瓷坛有“西法头子”之称。如此技法虽然在十八世纪已经传入中国，但当时主要集中在宫廷艺术品之上，例如珍贵的珐琅彩瓷，民间真正流行乃得力于民国初年王大凡等瓷艺家的推广。因为是瓷画不同于纸本，颜色调配和使用技法完全不同，需要艺人自身反复试验和摸索，王大凡使用洋彩（即现称新彩）中的西赤加参10%的德黑（现属艳黑）调成肉色进行彩绘。彩绘时借着色晕由暗至明或由明至暗逐层渲染，以致生出立体效果的肉质感，烧炉后人物头像栩栩如生。因为使用了西洋光影技法，与之匹配的中国技法则是没骨法，五官用简洁线描刻划，但是脸部外轮廓不用线条勾勒，手足部亦是如此，如此二法融合使用，益见人物脸部与真容无异。本品所绘众仙皆是如此，造型生动，结构准确，美髯亮目，肃静传神。

　　二、娴熟地掌握着线条之运用技巧，取得出神入化之效果，主要体现在服饰的勾画:墨线勾勒，淡色渲染，强调色彩与线条的有机结合，色彩不再是仅仅填在线与线之间，而是有所变化，近线处色彩深，依次渐渐变淡，显现出衣褶和明暗变化，由于色彩紧扣着线，线就更加突出了骨力，整体造型更加富有层次，与脸部之效果相呼应。其笔墨滋润，诸彩交融，浑然天成，气韵生动，这与他大胆用线是密不可分的。线之妙用是笔墨之中的核心，法度之中的合理用线，画面才活，才能显示其神韵。由此看出，他画的是内在感受，画的是“意”，意者即精神，作品的精神。以传统的文化气度与积淀作为底蕴，把“线”作为生命的张力在重、轻、徐、缓、爽的用笔之中展示出情趣，形成其人物画风格的精神。在“线”的诠释中强调用线的金石韵味，由本品观之，其以线条勾勒为主，于淳雅、清劲的细线中，杂用着高古游丝描、琴弦描、折芦描、钉头鼠尾描，纤细的抑扬顿挫极见“写”的功力，宛若晋唐小楷，一片清光，众仙造妙笔下，秀润而清新，让人一饱眼福，又流连忘返。以文人画中的“意兴”与陶瓷绘画巧妙地结合，使作品画风纯正，画意内向清澹，虽然所绘为福禄寿等祥瑞吉庆的题材，依然蕴含着民间村野的淳朴味，这是王大凡瓷绘人物画魅力所在之处，造就了他成为二十世纪初叶的著名瓷绘人物画家之一。

　　三、传世所见王氏人物瓷板通常最多为三、四人，但本品颇为珍贵，多达七人，且形象各不同，表现手法自然需要刻意区分，其难度非比寻常，没有深厚的功力不敢轻易尝试。本品深刻体现王大凡彩绘人物之高超技法和深厚功底。其以设色施彩的不同在视觉上区分每一位形象，例如三星之中的禄星身著红袍，位居中央，形象异常鲜明瞩目，如此为之正是避免人物布设集中而遭受掩盖之不足。以设色的强烈差异强调和突出画中每一位人物的形象，使得众人的层次感体现出来，可谓巧妙之至。同时，在细节上引导人们对画中形象的深入关注，每一位仙人衣冠服饰皆是不同，王氏不惜一一细笔绘就，工而不繁，人物形象则须毫毕现，处处展示其深厚扎实的工笔功底，令人叹为观止。其设色淡雅秀丽，所用彩料不下十数种，随之而出的色阶亦多达数十种之多，充分彰显王大凡对彩料性能掌握之深，施用之妙，深知彼此转换搭配之精髓。

　　综上所述，本品是为王大凡之力作，装饰人物之多，堪称一绝，为王氏作品罕有之隽品，今日观之，予人重回当年豪情激荡的民国瓷坛，感受往昔先贤之绚丽妙笔。

　　“艺术生涯，自甘淡泊，陶工事业，首重精勤”是王大凡先生一生对陶瓷 艺术追求的写照。王大凡先生是一位技艺全面、功底深厚、修养良好、德高望重的陶艺家，是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陶瓷文人画家，其作品隽雅飘逸、深稳厚重，为陶瓷美学增添了新的审美内涵，为陶瓷艺术创作开拓了新的途径，提高了陶瓷艺术作品的文化品位，深化了陶瓷艺术的表现空间，对现代陶瓷艺术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