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在古代，蒙古族人骑马放牧、传递函件、传送军令、迁徙移牧、千里征战……都离不开马，马与他们结下了世世代代的不解之缘。但并非只有蒙古族人才喜欢马，当过马倌儿、退休于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的满族人吕彬也喜欢，“我太喜欢骑马了！草原上的生活让我终身难忘。虽然当时我进了工作，但是那段生活早已给我烙下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印记，无法释怀。既然不能经常骑马，那就做马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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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随着马在生活中使用越来越少，马鞍市场也逐渐变小。掌握传统马鞍制作技艺的老艺人都年事已高，而年轻人能使用马鞍、会做马鞍的人不多。马鞍制作这项古老而璀璨的技艺正濒临消亡的困境。吕彬为了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特地对传统马鞍制作进行了申遗，他认为马背文化是一种充满英雄主义色彩和自由开拓冒险精神的文明，在马背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逐渐消失的时代，为我们的后人保留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迫在眉睫。

　　吕彬的马鞍子做工极为细致，他制作的各种规格的马鞍已经成为呼伦贝尔一些部门对外交往使用的礼品送到国内外，还有一些复原古物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他的作品曾在呼伦贝尔旅游产品创意大奖上荣获名的好成绩。2011年，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出了50多个他亲手制作的巴尔虎和布里亚特马鞍，这为推广马鞍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

　　1952年，吕彬生于海拉尔。1969年，他当知青下乡到原额尔古纳右旗的三河马场，当同去的知青们面对高头大马不知所措时，吕彬早已翻身上马，扬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