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咸丰6年）9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

　　日本宰衡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有能耐可和天下列强一争是非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台甫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天下三大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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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像铜流金纪念章市场价值，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获得他们的重视和欣赏；同时，由于科场顺遂，使他得以有普遍的交游和坦荡的眼界，其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亲近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道光24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育，同年与周氏完婚。1845年（道光2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3]

　　李鸿章年轻时画像

　　1860年（咸丰十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议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以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狂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批注，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厥后，经由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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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像铜流金纪念章评估，其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头脑家顾炎武的栖寓所。面临内忧外祸，强烈的加入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证三条传统的治学尺度外，旌旗鲜明地增添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旦夕过从，考究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以是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治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见期望之殷。

　　充当幕僚。1859年（咸丰9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认真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起劲自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只管让李鸿章加入焦点神秘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一律看待；其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舌粲莲花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楷模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逐日清早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逐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狂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难题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云云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头脑、性格以致生涯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以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坚决；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