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张大千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 镜心 设色纸本 戊子(1948年)作 197×69 cm

　　钤印:张爰、大千居士

　　题识:敦煌莫高窟初唐画大士像。橅奉琴斋道兄供养,戊子三月,张大千爰。

　　上款:“琴斋道兄”即为简经纶(1888-1950),字琴石,号琴斋,别署千石,室名千石楼、万石楼、在山楼等。广东番禺人,任职上海侨务机构,公余工书、能画、精篆。1937年日寇侵华,于冬季赴香港,设袖海堂,又称琴斋书舍,教授艺事,1941年香港沦陷,次年移家澳门课徒。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香港,教学之余举办展览。著有《琴斋壬戌印存》、《琴斋书画印集》二辑、《甲骨集古诗联》、《琴斋印留》初集、《千石斋印识》等行世。

　　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交通的门户。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敦煌成为众多僧侣的聚集之地。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36年)至元代,历代佛教信徒乃至当地官员虔诚地在鸣沙山崖壁上修造千余佛窟,号称“莫高窟千佛洞”,佛窟中墙壁成为宗教绘画艺术的媒体。随着佛教向中原传播和历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中国化,这一历程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反映。敦煌艺术因为特殊气候因素得以保留,至今保存有塑像和壁画的达四百九十二室,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二千四百余身。这些不但是先民集体创造的艺术宝藏,亦是他们奉献心灵的圣地。

　　张大千在1941年前往敦煌学习及临摹佛教壁画,去敦煌之前,他并不知道这里有如此丰宏的壁画,本来预计几个月的就能完成,不想甫一面壁,即将近三载。他对这段经历甚为珍视,坦言:“大千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珍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其什九矣。欲求所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册所不载,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遁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乎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万禩,结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矩矱。”

　　莫高窟南区外景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摄

　　张大千在莫高窟住地“上寺”喂养黄鸭

　　大千在敦煌共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每日清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敦煌莫高窟北魏、隋唐壁画的发现,对大千的震撼极为巨大。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人物画水平之超妙,线条概括能力之高强,使他深感必须重新认识传统的艺术成就。当他1943年离开敦煌后,他开展了一套崭新绘画人物的方法,亦因此把自己的人物画推到了极致。谢家孝认为:“张大千的世界中,敦煌是最重要最辉煌的一章,正如敦煌在文艺历史中占着高峰地位,敦煌在张大千个人艺术生命中,也是最结实的一环!”经过在敦煌扎实的艺术洗礼,大千的画作气势更加恢弘,技巧更加娴熟,手法更为多样,艺术上升至一个全新的领域,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陈寅恪撰文评论:“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