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通过推论，提到:“宝巩年号套子钱既然是后世同治年间补铸，便不会仅有已发现的五种，像尚未发现的雍正重宝和道光重宝等背宝巩大钱亦会同时铸造。说不定这几种年号套子钱将来会被发现呢。”由于有该文的报道，并有拓图存在，此钱是否是其中的一枚？我以为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套子钱。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清廷惊慌失措，清军疲于奔命。清军费开支大增，而战争又导致了税额收入大减，财政异常拮据。为应付内忧外患、缓解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被迫发行、鼓铸大钱。咸丰大钱版别复杂，面值繁多，有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多种。当时新疆的宝迪铸钱局还独辟蹊径铸造了一种“咸丰重宝”当八钱。当八面值在此前铸行的历代钱币上均未出现，在此后铸造的钱币上也难得一见，可谓空前绝后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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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宝宝巩当十市场行情，根据《甘肃历史》一书记载:“终清一代，甘肃曾于康熙、雍正、咸丰、同治四朝分别在陇西、兰州设宝巩局鼓铸钱币……”。关于雍正朝铸币情况，该书第73页记载:“雍正四年（1726）甘肃巡抚石文焯奏请开炉铸钱，并于五年四月在兰州设宝巩局，动用库银二万两，收购废铜杂钱，开炉12座铸‘雍正通宝’钱，后以‘收小钱改铸大钱，优民已甚’为由，于雍正七年三月奉文停铸。”由此可知，宝巩局迁址兰州开炉鼓铸“雍正通宝”仅有两年时间。那么，这枚新发现的“雍正重宝”大钱，铸于何时？其铸造性质及用途又是什么呢？

　　“花钱”说。有几位泉友看过此钱后，多认为是一枚“花钱”。好像说是花钱，就没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就花钱而论，其范围是很广的，凡流通币以外的“钱”，都可归入“花钱”范畴。各种“花钱”都有它特定的用途，尤其是型制规整的钱文花钱，它既有流通的职能，又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清代是铸造花钱的鼎盛时期。各类花钱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但花钱背面多以龙凤纹图案为主，而文字多以歌颂太平盛世或吉庆、祝语为多。此钱既无龙凤图案，又无歌功颂德之意，那么，它应是什么性质的钱币呢？笔者提出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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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宝宝巩当十值钱吗，陈先生称其为咸丰宝巩局型大钱，面文称重宝，背满文特大，无面值之型大钱，铸作目的不明。”该文接着说，好在《咸丰泉汇》一书，对该钱有了明确的结论:“这是一枚背满文宝巩之年号套子钱。”并说:“除这枚咸丰重宝背宝巩钱外，还发现了背文相同的康熙重宝、乾隆重宝、嘉庆重宝和同治重宝钱。

　　关于该钱的铸造性质及用途

　　为进一步弄清此钱的性质及用途，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套子钱说。1995年《甘肃金融》第二期42页徐渊同志的文章《谈宝巩局年号重宝套子钱》，开文就讲:“台湾陈鸿禧先生编著《清钱珍稀四百种》一书中，载有一枚奇特的‘咸丰重宝’背满文‘宝巩’大钱，系紫铜质，直径34毫米，厚1.7毫米，重9.9克。陈先生称其为咸丰宝巩局型大钱，面文称重宝，背满文特大，无面值之型大钱，铸作目的不明。

　　进品钱文,可见其面背钱文汉文楷书,满文宝巩。其中,楷书标准,书意中规中矩,笔划力道盎然,官钱之书,无异无邪。其中,背满文,“宝”字出头,“巩”字狭长而顶呈明显三角形,此特征,正是与谱载一致。再观另一特点,“寳”字之“缶”,较为特别,“缶”底两笔为“一横”。这些突出的特征,经比对,正是与谱载之品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