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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称帝美梦很快破灭，国家重新陷入内乱。通过次国共相助，北伐战争于1926年开打，到了1927年上半年，河山获得重整。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急遽建设，其时没有觅远，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印，由监察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受印。到了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为中华民国国民兼陆海。登上中国高权力宝座的，急需一方新的觅远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印。但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制玺之事只好留待日后。1928年11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国务聚会会议决议重新制玺，寻找“荆山之玉”，即是指寻找适合制作觅远的天下为名贵的玉材。

　　玉玺，这种在秦以前尊卑通用而在始天子以后被帝后垄断的印章，在中华玉石文化中不仅职位显赫，而且用材也极其考究。我们知道，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从存世的实物看，封建帝王的玉玺材质多为上乘的新疆和田玉，即“真玉”。以是，天子的印章在拍卖会上价格一直上扬就司空见惯了。在封建天子的印章中，觅远仅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与外国交流国书时才使用，是国家高权力的象征。但现实上，在1911年辛亥终结封建帝制之后的民国时期，以玉制作觅远仍然是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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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的辛亥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以玉制作觅远仍然是国家大事，对用来制作秦始皇“传国玉玺”（又称“传觅远”）的“荆山之玉”的追求也没有阻止。中华民国建设伊始，由于还受种种条件限制，以至于国家典章制度还很不完善，以是袁世凯其时只刻制了一枚“中华民国之玺”作为觅远，用的质料显然是新疆和田白玉。到了1914年，时任民国大的袁世凯有了称帝的野心，于是扔掉才用了不到三年的旧玺，决议重新刻制觅远，所用材质仍然是新疆和田白玉。这次的觅远有三枚:“中华民国之玺”，钤盖于外交文书之上；“荣典之玺”，钤盖在勋赏文书之上；“封策之玺”，钤盖在加勋位和封爵少数民族首领文书之上。

　　碧玉龙钮玉玺展览，研究古今玉玺，有件神秘的器材不得不提，那就是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文字的“传国玉玺”。据《史记》纪录:“传觅远”为秦始皇时代琢制，是为子孙子女传国的信物，皇权转达的标志，以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传觅远”的意义是云云重大，以至于在厥后一直到清代初年的约莫二千年时间里，任何一个帝王在即天子位时，若是身边没有“传觅远”，心里都有些发憷。

　　凭证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样平常说法，“传国玉玺”取材于和氏璧，而和氏璧发现于荆山，就是“荆山之玉”。问题是，“传国玉玺”真的是用“荆山之玉”琢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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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北魏时期突然冒出用和氏璧镌刻“传觅远”的说法，唐末五代时期泛起的“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传觅远”形貌，宋代泛起所谓“色绿如蓝”的“传觅远”真品，尚有元、明、清几朝泛起的种种“传觅远”真品，都是对中国历史上“和氏璧制玺”、“蓝田玉制玺”、“蓝田玉色绿如蓝”的错误明确的结果，或者与将和氏璧和蓝田玉二者混为一谈的错误看法有关

　　2005年清乾隆和田碧玉交龙“万泉庄宝”玺在香港佳士得中国春季拍卖会上以437.6万港元成交。2007年清乾隆“御用组玺五件”在香港苏富比成交价为2918.24万港元；同时，康熙“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以2134.3万港元拍出，“白玉交龙钮玺(纪恩堂)”以1400.24万港元成交，“青玉交龙钮玺(四德十全之宝)”以160.8万美元成交；清乾隆“御宝交龙钮白玉玺”二方以1600.75万港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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